“十五五”时期，我国正处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阶段，科技强国建设也进入了至关重要的攻坚期。202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深刻指出，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站在这一历史方位上，科技创新已从“后发追赶”的逻辑框架中跃出，肩负起“创新引领”的时代使命。本期《科学观察》围绕“‘十五五’科技创新”策划专题，力图从基础研究、企业主体、原始创新策源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等维度，回应这一时代命题。
1 新征程新使命：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历史跨越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2025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3.92万亿元，强度达到2.8%，基础研究投入比重首次突破7%；我国创新指数排名跃升至全球第10位。这一系列量变积累，正在孕育一场深层次的质变。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绝非线性延伸，而是结构性跃迁。正如《“十五五”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所强调的，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定位蕴含着一个深刻的战略判断：未来的竞争不再仅仅是技术追赶的速度竞争，更是创新体系的效能竞争、制度设计的活力竞争和人才生态的质量竞争。我国在高端芯片、基础软件、高端科学仪器等领域仍存在“卡脖子”难题，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因此，从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转变，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构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从成果后匹配转向需求前协同，从“单点突破”走向“体系作战”。
2 新战略与新体系：以制度重塑驱动创新效能跃升
面对新使命，《“十五五”规划纲要》作出了系统性的战略部署，其本质不是简单地强调增加投入，而是要通过制度创新释放体系效能。
第一，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引领作用。规划纲要明确要求“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优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的定位与布局。这并非简单的力量排列组合，而是强调增强引领作用和实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核心要义在于从“物理集聚”走向“化学反应”，破解长期存在的协同松散、利益壁垒问题。
第二，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规划纲要将此单列一节，提出“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并设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明显提高”的刚性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也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这标志着基础研究已从“自由探索”的自然状态，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自觉行动。
第三，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规划纲要提出“落实企业在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应用中的主体地位”。推动企业从“出题人”到“答题人”再到“阅卷人”的角色全覆盖，其深层逻辑在于让市场需求成为创新的导航仪，让应用场景成为创新的价值验证场，真正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的通道。
3 新思路与新质生产力：本专题文章的多维探索与贡献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主线，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则是催生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融合的基础是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融合的关键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融合的途径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本专题收录的五篇文章，正是围绕这一核心命题从不同维度展开的系统性探索，从不同角度回应了上述战略要求，形成了从宏观体系到微观机制、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完整研究链条。
吕薇等的《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筑牢科技强国根基》，从投入结构与执行主体分工切入，揭示了我国基础研究投入虽快速增长、但来源相对单一的现状。文章提出应明确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在创新体系中的功能定位，构建分工协同的基础研究体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文章通过山东大学的案例研究，呈现了高校作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重要载体的独特优势——稳定的学术环境、宽松的考核氛围，才能为“从0到1”的突破提供适宜的土壤。
陈劲、张立立的《“十五五”时期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的组织机制：面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创新联合体治理》，直面“十四五”时期创新联合体“联合有余、治理不足”的痛点，构建了“方向识别-需求牵引-平台支撑-科学赋能-组织协调-监管激励”六维协同框架。文章以高速列车创新联合体为案例，深入剖析了中车集团如何通过“企业出题、科学家解题”的模式，将基础研究引入企业主导的攻关体系。文章揭示了“科学赋能”是补强科技自立自强深度的关键，基础研究也不能再游离于产业之外，而应嵌入企业主导的创新联合体之中。
袁野等的《原始创新策源地：理论逻辑、建构模式与策源路径》，从概念辨析入手，厘清了“原始创新策源地”与“原创技术策源地”“科技创新策源地”的边界差异，创造性地提出了“创新目标-创新主体-创新过程”三维建构模式。文章提出的“双轮驱动、三侧协同、四链融合”策源路径，为各地因地制宜建设创新策源地提供了系统性框架。特别是对“场景驱动”的强调，与规划纲要提出的“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形成呼应，揭示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如何转化为原始创新的牵引力。
王静、郑亦洁的《“十五五”时期多元制度逻辑协同下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整合》，引入多重制度逻辑理论，深刻剖析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困境的根源——国家实验室遵循“国家使命逻辑”、科研机构遵循“混合逻辑”、大学遵循“学科发展逻辑”、企业遵循“市场竞争逻辑”。文章提出的“战略-任务-平台”三维协调架构，以及人才柔性流动、知识产权共享等机制设计，为破解“制度逻辑冲突”提供了具有实践启示意义的制度方案。
贾宝余等的《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内在逻辑与实施路径》，进一步将视角聚焦于“引领作用”的实现路径。文章提出了“战略科学家和战略企业家联合凝练重大任务”的“出题”机制、“核心-外围”多层级的任务分解机制，以及“国家战略科技市场”的资源适配机制。这些观点具有鲜明的建设性，也启示我们，增强引领作用不仅需要行政指令，更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构建“利益共同体”，让各主体从“要我做”转向“我要做”，最终实现引领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
综观本专题的5篇文章，从基础研究的源头筑牢，到企业创新主体的组织机制，再到原始创新策源地的模式建构，进而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功能整合与引领作用提升，构成了一条从“知识生产”到“技术突破”再到“体系跃升”的完整逻辑链条，共同回应了“十五五”时期“如何迈向全球科技开拓者和引领者”这一时代命题。
展望未来，科技强国研究仍需在以下方向持续深化：1）人工智能驱动科学发现（AI for science，AI4S）新范式下国家先导能力建设、科研组织模式和评价体系的变革；2）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的差异化培育模式与政策精准支持；3）全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新路径与新机制，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3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策源功能强化与区域创新协调发展；4）开放创新生态构建与科技安全底线的动态平衡；5）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的发挥，以及面向科技强国和新质生产力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体制机制改革。希望本专题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吸引更多学者投身科技强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为我国如期建成世界科技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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