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的组织机制:面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创新联合体治理

陈劲 ,  张立立

科学观察 ›› 2026, Vol. 21 ›› Issue (4)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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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观察 ›› 2026, Vol. 21 ›› Issue (4) :12-25 DOI: 10.15978/j.cnki.1673-5668.20260621
“十五五”科技创新专题

“十五五”时期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的组织机制:面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创新联合体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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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al Mechanism for Enhancing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Enterprises in Innovation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Governance of Innovation Consortia Targeting Key Core Technology Breakthroug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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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十五五”时期,提升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合是关键。从组织机制视角开展提升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研究可以为完善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合提供政策参考,并能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促进未来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方法/过程] 针对“十四五”期间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科技自立自强深度不够和创新联合体“联合有余、治理不足”的问题,构建“方向识别-需求牵引-平台支撑-科学赋能-组织协调-监管激励”六维协同框架,并以高速列车案例对框架进行验证。[结果/结论] 研究表明,基础研究是根本,6大机制的系统耦合是运行关键,新型举国体制提供制度支撑,需求牵引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

Abstract

[Objective/Significance]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enhancing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enterprises in innovation and strengthening enterprise-led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integration are core priorities. Research on improving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enterprises in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 can provide policy references for optimizing enterprise-led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integration. [Method/Process] Aiming at the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depth of sci-tech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as well as the issue of innovation consortia having“sufficient collaboration but inadequate governance”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six-dimensional collaborative framework of direction identification‒demand traction‒platform support‒scientific empowerment‒organizational coordination‒supervision and incentive, and verifies the framework with the case of high-speed trains. [Results/Conclusion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basic research is the fundamental foundation, the systematic coupling of the six mechanisms is the core of operation, the new nationwide system provides institutional support, and demand traction connects the innovation chain and the industrial chain.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创新联合体 / 企业基础研究 /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 新型举国体制 / 高速列车

Key words

innovation consortia / enterprise basic research / dominant position of enterprises in innovation / key core technology breakthroughs / new nationwide system / high-speed 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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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劲, 张立立. “十五五”时期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的组织机制:面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创新联合体治理[J]. 科学观察, 2026, 21(4): 12-25 DOI:10.15978/j.cnki.1673-5668.20260621
Chen Jin, Zhang Lili.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 for Enhancing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Enterprises in Innovation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Governance of Innovation Consortia Targeting Key Core Technology Breakthroughs[J]. Science Focus, 2026, 21(4): 12-25 DOI:10.15978/j.cnki.1673-5668.2026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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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阶段。关键核心技术是战略制高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其“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必须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枢纽,其主体地位强化直接关系国家创新体系效能。党的二十大及“十五五”规划建议均要求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支持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12月要求中央企业“加强应用基础研究”,2026年4月进一步强调基础研究是科学体系的源头,要“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中央企业凭借体制优势适合承担长周期、高风险的基础探索,2025年基础研究投入首次超1000亿元,占研发投入9.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4个百分点,正加速成为原始创新策源地,为企业主导的创新联合体提供科学源头供给。

“十四五”期间,我国科技自立自强取得显著进展,但仍存在深度不够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相对薄弱,企业研发投入以应用开发为主,基础研究占比长期偏低[1];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部分领域“卡脖子”问题仍然突出;产业链与创新链衔接不畅[2],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3](约35%,远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高质量科研成果难以高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与此同时,创新联合体建设在实践中普遍存在“联合有余、治理不足”的短板[4]。一方面,各类创新主体以项目为纽带形成松散联合,形式上实现了“联合”,但缺乏深度的战略协同和长期利益绑定;另一方面,联合体内部的治理机制不健全,表现为组织架构松散、权责边界模糊、利益分配不清、风险共担缺位、协同效率低下等问题,部分联合体存在“挂牌子、搭架子”的形式化倾向,缺乏实质性攻关任务和可持续运行机制。科技自立自强深度不够使得企业牵头攻关的“底气”不足,而创新联合体治理不足又进一步制约了产学研协同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整体效能,成为“十五五”时期必须破解的双重瓶颈。

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景下,如何通过创新联合体治理机制创新有效提升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成为“十五五”时期亟待破解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现有研究多从政策工具[5-6]、创新生态[7]、资源配置[8]等视角探讨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但较少从组织机制角度系统分析企业主导的创新联合体治理问题。本研究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这一特殊创新场景,以组织机制为主线,系统考察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的实现路径与治理机制。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从组织机制视角深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研究,将新型举国体制理论、产学研融合理论与创新联合体治理研究相结合,拓展企业主导型创新组织的理论框架。实践意义在于,为“十五五”时期完善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提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效能提供政策参考,通过关键技术攻关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面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尤其是面向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与培育。创新联合体不仅能够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能有效促进未来产业加快形成和发展,从而助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1 “十五五”时期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要求

1.1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的理论逻辑

从创新系统与产业组织视角看,企业处于科学、技术、产业、市场链条的枢纽位置,是连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关键节点。相较高校院所偏重知识生产与原理探索,企业更深嵌于产业分工与市场竞争,因而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具有更突出的比较优势[9]:第一,贴近场景与用户,能够更有效识别需求并完成问题定义;第二,依托资本组织、工程化能力与供应链协同优势整合多元创新要素,尤其链主企业在产业链协同与能力聚合方面作用突出;第三,在中试验证、工艺固化、质量体系与成本控制等环节推动成果产业化和规模扩散,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第四,通过平台、标准与网络化协同塑造创新生态与规则体系,将技术优势沉淀为生态优势。因此,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这一高复杂度、强系统集成的创新场景中,企业更可能同时发挥“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的作用。相关研究表明[10],创新联合体等组织形态能否发挥效能,关键在于牵头企业的组织整合能力以及联合体内部的治理机制是否健全,这从组织层面强化了“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的理论必然性。

1.2 新型举国体制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的制度逻辑

在外部竞争与技术封锁背景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需要更强的组织动员能力与跨主体协同效率。新型举国体制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的同时,可以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实现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多元协同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提出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这意味着,新型举国体制不是对市场机制的替代,而是对国家战略目标与市场主体活力的制度化耦合[11]

在这一制度框架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具有3层制度逻辑[12-13]。1)治理结构的优化。从“政府主导配置资源”转向“政府搭台、企业牵头、要素协同”的组织方式,政府侧重战略规划、规则供给、平台布局与风险分担;企业侧重技术路线选择、组织实施与成果产业化。创新联合体正是将这种分工关系组织化、契约化的重要载体。2)攻关范式的变化。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越来越依赖跨组织系统集成,仅靠项目制、课题制的松散合作难以适应复杂工程的体系化需求,需要以企业为主,组织高校院所、用户单位与上下游企业进行协同攻关和工程化验证。3)战略目标的耦合。企业主体地位提升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质生产力培育、产业链安全韧性建设高度耦合。企业既是新质生产力的主要载体,也是产业链安全的关键支撑点,链主企业在关键环节的技术控制力与协同带动能力,是产业链现代化与安全韧性提升的重要基础[14]

1.3 “十五五”时期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的现实要求

面向“十五五”,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提升呈现更强的现实紧迫性与系统性,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

第一,面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急迫需求。外部不确定性上升使得关键领域必须加快实现自主可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要求在关键领域加快形成可持续的自主创新能力。这决定了攻关组织必须更贴近产业、更加注重工程化与规模化路径,企业牵头成为提高攻关成功率与转化效率的必要选择。

第二,面向成果转化与产业升级的现实要求。我国科技成果供给能力持续增强,但高水平成果实现高质量转化、形成高端产业的过程仍存在梗阻。协同主体目标函数差异、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匹配,是导致转化不充分的重要原因;提升企业在协同中的主导权,有助于以需求牵引重塑协同机制并缩短转化周期[15-16]

第三,面向全球科技竞争与产业链重构的战略要求。全球竞争正从企业间竞争升级为产业链、创新链、标准链的综合竞争。链主企业通过关键技术、平台与标准形成生态控制力,是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的重要组织载体。相关研究从产业链现代化视角强调,应通过培育链主企业提升关键环节自主可控能力与链条协同效率[17-18]

第四,面向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布局的系统要求。党的二十大强调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企业既是人才能力的最终检验者,也是工程化创新的主战场。通过企业牵头的创新联合体,把人才培养、科研选题与产业需求更紧密耦合,能够在任务、平台、团队、成果的链条上形成更稳定的正反馈机制,从而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19-20]

第五,面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全局要求。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终极目标不仅是“点”上的技术突破,更是“面”上的产业体系升级与未来产业培育。通过创新联合体的组织模式,将攻关过程中形成的技术能力、工艺标准和知识体系向产业链上下游扩散,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并以前瞻性技术突破为未来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储备创新要素。这要求攻关组织不仅要关注“攻出来”,更要关注“带起来”——带动一个产业、形成一个生态、抢占一个赛道。

“十五五”时期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并非单一政策口号,而是由创新规律、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安排以及多重现实目标共同决定的系统性任务。由此也引出本研究后续的核心分析: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场景下,如何以创新联合体为组织载体,通过治理机制设计实现企业牵头、产学研深度融合与攻关效能提升的统一。

2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的现实基础与主要障碍

2.1 现实基础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的现实基础正在形成。第一,组织与制度双重支撑。我国已形成科技领军企业牵引、专精特新企业协同配套的梯度创新生态,“十四五”以来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比重超77%,成为研发投入绝对主体。国家通过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机制改革,推动重大科技项目由企业牵头,创新联合体建设加速,政策导向转向体系化协同。第二,产学研融合载体逐渐丰富。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加快布局,为企业整合高校院所科研资源提供了多样化平台,推动跨组织知识网络形成与创新边界突破。第三,数字技术赋能创新升级。数字化与平台化重构了创新要素配置方式,企业通过数据整合、场景构建与生态连接,实现技术、资本、人才的跨界整合,显著提升了在创新链条中的组织协调与资源调度能力[21]

2.2 主要障碍

但结构性矛盾与体制性障碍仍然存在。第一,企业主导能力存在短板。政策层面的“牵头”与实际的“主导”仍有差距,多数企业在前沿技术识别、战略规划与跨组织协同方面能力不足,研发投入以应用开发为主,基础研究占比偏低,原始创新积累薄弱,难以对技术范式转换形成前瞻判断。第二,协同创新机制存在缺陷。产学研三方目标函数、绩效评价与时间节奏差异显著,制度逻辑冲突导致合作难以深化[22]。创新联合体多呈松散联盟形态,治理结构、权责划分与绩效评估机制不健全。第三,创新生态支撑存在堵点。科技成果转化存在中试断层、首台套应用难等问题,技术转移体系与市场化服务能力不足。科技金融体系中,适配高风险长周期创新活动的长期耐心资本供给短缺,全链条金融支持机制尚未完全打通。第四,人工智能赋能水平不足。尽管数字技术已在部分创新联合体中得到应用,但人工智能在技术方向识别、研发资源配置、跨主体协同管理、攻关进度监控等环节的深度赋能仍显不足。多数联合体尚未建立起基于AI的智能化治理体系,难以应对大规模、多主体、长周期协同攻关带来的复杂管理挑战,制约了攻关效能的进一步提升。

3 创新联合体: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的关键组织载体

3.1 创新联合体的内涵与特征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单一主体已难以支撑复杂技术体系的突破,创新联合体应运而生。所谓创新联合体,是由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联合上下游企业、高校院所、金融机构及用户等多元主体,形成的任务型、体系化、开放式协同创新组织[23]。创新联合体具有5个显著特征:1)企业牵头主导,龙头企业在技术路线选择、资源配置与成果转化中发挥核心作用;2)多元主体融通,打破传统产学研线性合作模式,形成网络化协同;3)任务导向鲜明,围绕关键核心技术设定明确攻关目标;4)资源配置动态,通过项目制、揭榜挂帅等方式实现要素高效流动;5)兼具技术攻关与产业化功能,实现从基础研究到市场应用的贯通。

3.2 创新联合体在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中的功能

创新联合体在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中的功能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1)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提升协同创新效率。创新联合体通过整合企业、科研机构与上下游资源,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全过程,既强化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衔接,也弥补了中试环节短板,形成研发、验证、产业化的闭环体系。2)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技术主导与转化能力。在创新联合体中,企业由单一需求方转变为技术路线决策与成果转化的主导者,不仅牵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还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显著提升产业竞争力。3)推动产教融合与人才协同培养,夯实创新发展支撑。通过联合培养、产业导师和项目嵌入等机制,实现教育、科技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提升人才供给质量,为持续创新提供系统性支撑。

3.3 创新联合体的多元主体结构及协同关系

创新联合体的高效运行依赖于清晰的角色分工与协同机制[24]。科技领军企业作为牵头者,负责提出技术需求、制定技术路线并承担系统集成职责,是整个创新体系的中枢。上下游企业则承担配套开发与场景验证功能,通过实际应用反馈推动技术迭代。高校与科研院所是知识供给与人才培养的重要来源,其在基础研究与前沿探索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政府则通过制度供给与资源协调发挥“平台搭建者”的作用,包括提供财政支持、优化政策环境及推动标准制定。用户作为需求反馈者和成果应用者,其参与有助于提高技术研发的市场适配性。与此同时,金融服务机构通过提供风险投资、科技贷款及保险机制,实现资本赋能与风险分担,为创新活动提供持续动力。

创新联合体通过构建企业主导、多方协同的新型创新组织模式,不仅重塑了技术创新的组织逻辑,也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提升提供了制度性支撑。未来,随着数字化平台与全球创新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创新联合体有望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整合与能力跃迁,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

4 面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创新联合体组织机制分析框架构建

本研究构建面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创新联合体组织机制六维协同分析框架。该框架认为,创新联合体的有效运行依赖于方向识别、需求牵引、平台支撑、科学赋能、组织协调、监管激励6个维度的系统性耦合,六者相互关联、协同发力,共同构成企业牵头、多元主体协同攻关的制度化组织运行体系。

4.1 相关理论与构建逻辑

创新联合体作为新型举国体制下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重要组织载体,其理论研究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有学者运用文献综述法对国内外319篇核心文献进行系统梳理,提炼出创新联合体内涵与构成要素、组建路径、结构特征、运行机制及影响因素五大研究主题,为本框架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25]。在运行机制层面,既有研究主要从组建机制、治理机制、激励机制、联合研发机制和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等维度展开分析[26];亦有学者聚焦组建过程中的战略更新、二元组织架构、激励兼容利益融合、交互学习与数字赋能等关键环节[27]。然而,现有研究或侧重某一机制的单维讨论,或关注组建过程的阶段性特征,对于创新联合体全周期运行中各机制间的逻辑关联与协同关系仍缺乏系统性整合。在既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将创新联合体组织机制提炼为方向识别、需求牵引、平台支撑、科学赋能、组织协调、监管激励6个功能维度,力图构建一个既涵盖核心要素又揭示维度间协同逻辑的系统性分析框架。

6个维度以“识别-牵引-支撑-赋能-协调-保障”的闭环逻辑形成有机整体:方向识别为需求牵引提供目标输入,需求牵引驱动平台支撑建设,平台支撑承载科学赋能,科学赋能反哺方向识别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组织协调贯穿全流程,监管激励保障各机制健康运行。其中,科学赋能是补齐“十四五”时期科技自立自强深度不够短板的关键落脚点,通过强化基础研究对企业的赋能,使企业真正成为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双主体”。

4.2 框架的构成维度与核心要素

1)方向识别机制: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的战略前提。

方向识别机制是创新联合体运行的战略前提,其核心功能在于将国家战略需求与产业技术瓶颈转化为可操作的攻关任务清单。创新联合体作为新型举国体制下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战略组织,如何确定技术攻关方向是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议题。本框架认为方向识别机制的运行要素包括:以“四个面向”为战略导向凝练技术任务;构建“国家战略-产业需求-技术瓶颈-攻关任务”的4层传导链条;确立企业在方向识别中的“出题人”地位和技术路线主导作用。

2)需求牵引机制:以场景驱动企业主导创新落地。

需求牵引机制是驱动创新联合体成果落地的市场引擎,其核心功能在于以真实应用场景和市场需求牵引创新方向、加速成果转化。袁野等[28]基于创新联合体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提出了“战略引领-市场导向-场景驱动”三维理论框架,并指出创新联合体通过场景驱动实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应用场景,有助于推动大中小企业联合高校与科研院所融合创新,为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难题提供强大动力[29]。本框架将需求牵引机制的运行要素归纳为:企业通过市场需求、用户反馈和真实场景前置嵌入技术攻关全过程;形成“场景应用-问题反馈-技术迭代-产业落地”的闭环迭代路径;强化成果转化效能。

3)平台支撑机制:提升企业组织化创新能力的基础载体。

平台支撑机制是提升企业组织化创新能力的基础载体,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共性技术基础设施降低协同成本、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共性技术平台是整合技术、设备和人才等创新资源的重要载体,是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科研院所进行研发合作、科技资源共享和优化创新资源配置的关键机制。创新联合体采用“揭榜挂帅”定向研发、协议共研等方式,聚力突破行业关键技术短板,推动实验室成果产业化,打造共性技术稳定供给体系。在数字赋能层面,数字赋能手段是能力融汇的重要支撑[27]。张贝贝等[30]在后发企业与创新联合体共演驱动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持续突破的研究中,揭示了数字技术在知识整合与要素融通中的重要作用。本框架将平台支撑机制的运行要素归纳为:建设面向行业共性需求的共性技术平台、中试验证平台、数据共享平台;推动数字化协同以实现创新资源的跨域流动与高效配置;建立核心节点、区域网络、全球布局的分布式协同网络。

4)科学赋能机制:夯实科技自立自强深度的关键落脚点。

科学赋能即基础研究赋能企业。其核心功能是将基础科学前沿突破与共性科学问题研究成果,通过机制设计转化为企业可用的技术原理、方法工具和人才知识,弥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方面的短板。运行要素包括:设立企业-高校院所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推动大科学装置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向企业开放、建立企业驻点科学家制度、实施“企业出题、科学家解题”的协同攻关模式。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作为典型实践,其“全链条赋能-双主体协同”的动态人才培养模式能够充分发挥高校的前沿探索优势与企业的产业实践优势[31],该基金“企业主导-高校协同-自然科学基金委统筹”的多元治理结构可以实现协同治理[32]。通过科学赋能,创新联合体能够从源头获得原创性知识供给,提升企业牵头攻克“卡脖子”技术的基础能力。

5)组织协调机制:企业牵头多元主体协同的制度安排。

组织协调机制是创新联合体运行的制度安排,其核心功能在于建立企业牵头、多元主体协同的组织架构与治理体系。创新联合体由领军组织牵头、联合上下游优势企业及高校院所共同组建,以政府战略要求为引导、以市场需求为牵引、以共同利益为纽带[33]。针对其结构特征,研究指出制造业创新联合体具有产学研用多元主体、产业链嫁接创新链、行业领军企业主导以及数字技术应用等特征,其融通创新表现为创新链内部环节融通、产业链与创新链融通以及跨多学科领域融通[34]。在治理结构方面,领军企业主导的创新联合体是大型半递阶控制组织系统,科学协调指挥众多参与者是保证其顺畅运作的关键。基于此,本框架将组织协调机制的运行要素归纳为:构建多层级组织网络、探索多元治理结构、建立制度化流程、强化组织支撑。

6)监管激励机制:维持联合体持续运行的关键制度保障。

监管激励机制是维持创新联合体持续运行的关键制度保障,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全过程监管与多维度激励设计,降低合作不确定性、激发各主体参与积极性。创新联合体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及其利益诉求的复杂性,导致各方在创新协作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冲突,增加了利益整合与平衡的难度[35]。岳颖初等[35]应用冲突理论与博弈论,将创新联合体的利益冲突归纳为规则性、关系性和分配性3类,并提出建立有利于共同治理的有效治理结构、促进创新文化建设、强化动态管理的激励约束措施等策略建议[30]。方炜等[36]通过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发现,龙头企业的初始合作意愿及收益分配占比对各方策略选择具有积极影响,政府的前期奖励与后期监督能够降低合作成本,而龙头企业能否诚信发挥牵头作用直接影响其他合作主体的收益与未来合作意愿。叶伟巍等[27]则指出,实物期权思维有利于激励兼容的利益融合。本框架在此基础上将监管激励机制的运行要素归纳为:全过程监管机制、多维评价体系、利益分配机制、风险共担与容错机制。

4.3 框架的维度关系与整体特征

六维协同框架在功能上各有侧重,在运行上相互嵌套,构成“识别-牵引-支撑-赋能-协调-保障”的闭环逻辑。方向识别提供战略输入,明确“攻什么关”,是需求牵引的前提。需求牵引将方向转化为具体应用场景,驱动平台支撑建设。平台支撑为科学赋能提供基础设施,承载基础研究成果向企业流动。科学赋能从源头提升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反哺方向识别,形成知识供给的正向循环。组织协调贯穿全流程,建立企业牵头的治理结构,确保多元主体有序协同。监管激励覆盖全过程,通过利益分配、风险共担与容错机制,保障联合体持续健康运行。6个维度并非简单线性排列,而是形成2个闭环:一是“识别-牵引-支撑-赋能”的创新供给闭环,解决技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二是“协调-监管”的治理保障闭环,解决如何组织、如何持续的问题。2个闭环通过“赋能反哺识别”“协调嵌入全链”等方式深度耦合,最终不仅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单项突破,更是通过技术攻关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能级跃升,为未来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提供系统性创新支撑。本框架如图1所示。

该框架具有以下整体特征。第一,战略使命驱动。6个维度均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突破产业技术瓶颈为根本导向,确保创新联合体不偏离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主战场。第二,企业主体主导。企业在方向识别、需求牵引、平台支撑、科学赋能、组织协调等关键环节发挥主导作用,体现了创新主体地位的系统性提升。第三,制度与市场双轮协同。既有组织协调、监管激励等制度化安排,又有需求牵引、科学赋能等面向市场与科学前沿的开放性机制,实现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在组织层面的有机融合。第四,开放性与系统性并重。平台支撑与科学赋能机制保障联合体能够持续吸纳外部知识、人才与设施,保持开放;六维耦合则体现了组织机制的系统性设计,避免“联合有余、治理不足”。第五,基础研究赋能补短板。相较于传统六维框架,新增的“科学赋能”维度直指“十四五”时期科技自立自强深度不够的核心痛点,将基础研究从“体外循环”引入企业主导的创新联合体,夯实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源头能力。

5 高速列车创新联合体组织机制分析

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是我国轨道交通装备领域唯一的国家级技术创新平台,也是新型举国体制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重要实践载体。该中心以中车集团为“链长”核心牵引单位,联合清华大学、中南大学等7所重点高校,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等3家科研机构,青岛四方、长客、唐客等主机企业及8家关键配件企业,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构建了覆盖设计研发、系统集成、试验验证、工程化应用等全创新链的协同创新联合体。作为面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创新联合体典型样本,中心在方向识别、需求牵引、平台支撑、科学赋能、组织协调、监管激励等维度进行了系统性的制度探索,为研究新型举国体制下企业牵头、多元主体协同的重大工程创新机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与分析基础。基于本研究提出的框架,以下从6个维度系统阐述该创新联合体的组织机制。

5.1 方向识别机制

高速列车创新联合体在方向识别上,构建了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以产业瓶颈为靶向的任务凝练机制,将宏观战略转化为可操作的攻关项目清单。

战略传导链条的形成。该机制以国家战略需求为顶层牵引,聚焦轨道交通装备领域“卡脖子”技术问题,将“四个面向”转化为可操作的项目清单,形成“国家战略-产业需求-技术瓶颈-攻关任务”的完整传导链条。中心以高速列车产业前沿引领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与应用为核心,协同推进高速列车领域工程技术创新。

企业在方向识别中的主导作用。中车集团作为“链长”企业,在方向识别中发挥需求提出和技术路线主导作用。一方面,中车作为该创新联合体的核心牵引单位,承担技术研发方向确定的职能;另一方面,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企业联合基金,中车作为“出题人”,广泛征集全国55所高校与21家中车企业的建议,汇总形成600余项初步指南建议,经专家组两轮凝练与论证,最终发布52项指南,实现了从需求提出到任务发布的科学闭环。这一机制确保了企业能够将产业实践中的真实技术需求系统性地转化为可操作的科研攻关任务,实现了央企出题、高校解题的攻关新范式。

5.2 需求牵引机制

高速列车创新联合体建立了以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为驱动的创新闭环,实现技术攻关与产业落地的精准对接。

场景驱动的创新方向牵引。企业通过市场需求、用户反馈和真实场景牵引创新方向。中国大规模高速铁路网的规划与建设,为高铁技术的研发、试验、验证和优化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超大规模应用场景和市场需求。在CR450动车组研发中,为实现时速400 km下紧急制动距离6500 m的目标,研发团队专门研制了耐高温、抗变形、耐疲劳的新材料,创新采用时间敏感网传输信号,使制动响应时间从2.3 s减少到1.7 s,制动性能提升20%以上,这一攻关方向完全是由真实运营场景需求驱动的。

需求前置嵌入攻关全过程。联合体将市场需求和场景要求前置嵌入技术攻关全过程。通过会员制管理,围绕重大专项设置项目制管理体系,使产业需求从项目立项阶段便深度融入。联合体产业实践环节,青岛四方、长客、唐客等核心企业积极参与,通过对接实际工程应用场景,推动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与产业落地的紧密衔接。在高速磁浮交通系统研发中,从系统集成到工程化应用,始终以长大干线运营场景为需求牵引,确保技术突破能够适应隧道、高寒、高温高湿及多场景运行需求。

“场景应用-问题反馈-技术迭代-产业落地”闭环。联合体通过首台套应用、示范工程和用户参与验证,形成了完整的闭环机制。在国产化冷机研发和批量生产过程中,石车公司坚持“技术同源、产业共链”,通过组建“主机厂+配套商”创新联合体,深度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成功突破技术瓶颈,形成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化制冷机组系统解决方案,不仅带动10余家本土供应商实现技术升级,还验证了“场景应用-问题反馈-技术迭代-产业落地”闭环的有效性。中车集团牵头组成的轨道交通装备科创协同联合体,以产业发展需求为牵引,探索产业链、创新链、服务链、资金链、人才链“五链融合”的新路径,使创新真正服务于产业需求和市场应用。

5.3 平台支撑机制

创新联合体通过搭建多层次的共性技术平台和数字化协作网络,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提供了坚实的载体支撑。

1)共性技术平台。中心着力建设共性技术平台,以高速列车产业“卡脖子”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攻关为核心,构建了从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中试验证到产业化落地的完整链条。中心已布局新一代轨道交通装备技术、轨道交通装备数字化设计验证技术、材料与结构轻量化技术、智能化技术、列车网络信息安全技术、人机协同与人因安全技术、多系统综合能效优化技术等7大技术方向。高铁国家工程中心则攻克了高速列车-轨道-桥梁系统随机动力模拟技术、CRTSIII型板式无砟轨道建造关键技术及装备等共性关键核心技术,打破了国外垄断。

2)中试验证平台。中试验证平台是连接实验室研发与产业化应用的“加速器”。中心通过强化概念验证-中试-产业的平台能力建设,推动共性技术攻关与信创工程落地。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建成了高速磁浮集成实验中心和试制中心,为时速600 km磁浮列车的工程化验证提供了关键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重大专项项目通过构建全面覆盖装备工程化验证与检验检测的全链条服务能力,将成果转化为21台套创新检测平台,为轨道交通装备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3)数据共享与数字化协同平台。该创新联合体积极推动数字化协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山东铁投集团牵头组建的“轨道交通智能建造与运维创新联合体”,搭建了“AI驱动的铁路工程建设智能监管”平台,系统整合大数据、AI、数字孪生等技术,构建“数据开放-智能分析-协同处置”的动态监管新模式,推动铁路工程监管从“结果管理”向“全过程管理”转变。中心依托轨道交通创新生态互联网平台,实现指南征集、项目申报、成果对接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2025年指南征集的提报单位已增加至82家,指南建议累计超过600项,显著提升了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

4)区域创新平台与分布式协同网络。该创新联合体构建了面向全球的开放协同网络。中心以“创新·策源圈”“聚智·朋友圈”“协同·共创圈”“互惠圈”“赋能圈”五圈协同发力,促进科研项目加速孵化落地。在区域布局方面,江苏省铁路集团组建了“圆梦高铁·科技创新联合体”,17家单位共同签订战略协议,涵盖铁路规划、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咨询的全链条、全环节、全过程。中车集团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18个海外研发中心及83家境外机构,形成分布式协同创新网络,实现了创新要素在全球尺度的优化配置。

高速列车创新联合体的6大机制见表1。可以看出,高速列车创新联合体通过方向识别、组织协调、监管激励、需求牵引和平台支撑6大机制的协同运行,构建了以国家战略为引领、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系统性创新生态,为新型举国体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5.4 科学赋能机制

科学赋能即基础研究赋能企业,旨在弥补企业原始创新短板。高速列车创新联合体中,中国中车将科学赋能作为战略核心。中车首席科学家王军明确提出,过去研发“跟着经验走”难以支撑持续突破,必须上升到“科学指导工程”,将“高速列车科学与工程”作为独立的基础研究领域和学科来建设,建立“列车科学”基础研究体系。

在实践层面,中车从5方面发力。1)构建企业主导的基础研究体系,围绕系统工程、车辆动力学等九个方向系统布局学科,目标是将基础研究投入占比提升至20%以上。2)搭建国家级平台,重组入列高速磁浮运载技术等全国重点实验室,形成大科学装置开放共享格局。3)依托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实现“央企出题、科学家解题”,中车联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每年设立5000万元联合基金,并参与铁路基础研究联合基金,围绕列车性能映射、复杂环境耦合等基础科学问题组织攻关。4)开放大科学装置与全国重点实验室,吸引高校及科研院所协同研究。5)建立企业驻点科学家制度与人才双向流动,汇聚42名战略咨询专家(含20名院士),推动企业专家与高校人才互聘交流。通过上述机制,中车真正实现了从“工程跟着经验走”到“科学指导工程”的范式跃升,为创新联合体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提供了坚实的科学源头供给,夯实了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

5.5 组织协调机制

高速列车创新联合体构建了企业牵头、多元主体协同的组织体系,以创新的治理结构保障协同攻关的有序推进。

1)多层级的组织架构。该创新联合体建立了“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上下游配合、政府协同”的组织架构。中车集团作为核心牵引单位,承担技术研发、平台建设和人才培养等关键职能;清华大学、中南大学等7所重点高校以及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等3家科研机构构成基础研究与中试验证支撑;青岛四方、长客、唐客等轨道交通核心企业以及上下游配套企业共同参与工程化应用;山东省科技厅、青岛市科技局、城阳区政府等地方政府部门提供政策支持和空间资源。联合体核心成员覆盖了2家主机企业和8家关键配件企业,既涵盖整车制造,也涵盖牵引、制动、信号通信等关键子系统,同时吸纳产业链上下游5家企业共同参与技术需求凝练与成果转化落地。

2)创新的治理结构。在治理结构方面,创新联合体探索了多种创新形式。中心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通过“事业、企业”双法人平台协同运作——事业单位挂靠青岛市科技局,企业实体由中国中车、青岛市政府、中国钢研集团和青岛海检集团共同出资组建。在项目层面,采用项目、课题、任务三级架构,牵头单位负总责,课题负责人负责关键技术节点,任务负责人落实具体研发环节,并设立领导组、责任专家组、总体技术组和项目管理办公室,形成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的全流程管理体系。CR450科技创新工程则由国铁集团牵头,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作为技术牵头单位,组建了210人、横跨7大专业的攻关团队,体现了总师制的组织优势。

3)灵活的任务组织模式。在具体任务执行中,联合体推行了揭榜挂帅“赛马制”“柔性团队”等任务组织模式,打破部门、单位、区域壁垒,实现创新资源按需灵活配置。在结构可靠性技术攻关中,中心组织20余家企业凝练6项行业共性技术需求,组建由中车科学家牵头、40余名产学研人员组成的柔性攻关团队,高校负责关键技术研发,企业负责应用场景提供与工程化转化,实现了知识的开放共享和经费的共担共用。

4)组织支撑平台。该创新联合体依托联合实验室、中试平台、数字平台强化组织支撑。中心与北京交通大学建立了电气电子领域的联合实验室,与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共建前沿实验室;同时搭建了公共研发平台、试验验证平台、成果转化平台等基础设施,支撑跨主体协作与技术集成创新。在CR450动车组研发中,通过“两场三地”协同模式,实现跨地域、多主体的高效协作。

5.6 监管激励机制

为保障创新联合体的持续高效运行,高速列车领域建立了覆盖全过程、多维度的监管激励机制。

1)全过程监管机制。该创新联合体建立了目标管理、阶段评估、动态调整的全过程监管体系。在项目组织实施上,中心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构建了全流程管理体系,制定了包含项目执行、经费管理、知识产权归属等内容的全流程项目管理办法。在基金项目方面,中心协同基金委组织项目启动会、中期检查与结题验收,并推荐中车企业专家参与成果审核,确保研究成果与产业发展需求高度契合。

2)多维评价机制。评价体系涵盖技术突破、协同效率、成果转化、产业带动等维度,突破单纯以技术指标衡量创新成效的局限。在工业和信息化部重大专项项目中,联合体采用“领导组顶层设计、技术组实施、责任专家组把控、管理组统筹推进”的多层级管理架构,将成果转化纳入核心考核指标,最终形成了3套国产化行业软件工具、21台套创新检测平台以及一个动态数据库系统,体现了多维评价的综合导向。

3)利益分配机制。该创新联合体探索了知识产权共享、收益分成、股权合作等多种利益分配方式。通过“共需共研共享”协同研发机制,中心明确了知识成果开放共享的原则,在结构可靠性技术攻关中,参与企业共同投入、共同享有研发成果。同时,中心作为企业联合基金的组织管理单位,协同中车制定基金管理办法,明确了研究成果归属及经费管理办法,从制度上保障了各参与方的权益。

4)风险共担与容错机制。针对企业参与重大技术攻关的顾虑,该创新联合体构建了风险共担机制。中心运行中暴露出科研机构长期亏损的制度障碍,通过加强与上级主管部门沟通,明确了国家级平台可适度亏损的政策边界,通过财政支持、配套政策等手段降低企业牵头的风险顾虑。通过多方共同出资、经费共担共用的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单一主体的创新风险,有效解决了行业共性技术重复投入的问题,避免了创新资源的浪费。

6 结论与启示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聚焦“十五五”时期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这一核心议题,以面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创新联合体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六维协同”组织机制分析框架,并以高速列车创新联合体为案例进行了深度验证。研究形成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创新联合体是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从政策倡导走向组织落地的关键载体。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场景中,单一主体难以独立完成系统性突破。创新联合体通过企业牵头、多元主体协同的组织模式,使企业从单一需求方跃升为技术路线决策者、创新资源组织者和成果转化主导者。高速列车案例表明,中车作为“链长”在方向识别、科学赋能、组织协调中发挥核心牵引作用,这正是企业主体地位在组织层面的集中体现。

第二,六维协同框架揭示了创新联合体有效运行的系统机制,其中“科学赋能”是补强科技自立自强深度的关键。方向识别、需求牵引、平台支撑、科学赋能、组织协调、监管激励6个维度以“识别-牵引-支撑-赋能-协调-保障”的闭环逻辑耦合发力。特别是在“科学赋能”维度,将基础研究引入企业主导的创新联合体,中车通过构建“高速列车科学与工程”学科体系、设立联合基金、开放大科学装置等举措,实现了从“工程跟着经验走”到“科学指导工程”的范式跃升,回应了“十四五”时期科技自立自强深度不够的突出问题。

第三,新型举国体制为六维协同提供了制度土壤,需求牵引与科学赋能双轮驱动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在创新联合体中形成功能互补的分工协同:政府侧重战略规划、规则供给与风险分担,企业侧重技术路线、组织实施与成果转化。高速列车案例中,“共需共研共享”利益分配机制、“可适度亏损”的容错政策等制度创新,展示了新型举国体制在组织层面的实现路径。同时,需求牵引机制通过“场景-问题-迭代-落地”闭环,科学赋能机制通过基础研究源头供给,共同打通了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转化堵点。

6.2 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其一,从组织机制视角拓展了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研究。现有研究多从政策工具、创新生态等视角展开,本研究以组织机制为主线,将研究推进到创新联合体治理的微观运行层面,丰富了企业主导型创新组织的理论分析。其二,构建了“六维协同”分析框架,突破了既有研究侧重单一机制讨论的局限,揭示了方向识别、需求牵引、平台支撑、科学赋能、组织协调、监管激励之间的耦合逻辑与协同关系,为创新联合体治理研究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工具。其三,深化了新型举国体制的组织实现机制研究,通过高速列车案例的深度剖析,呈现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在组织层面实现分工协同的具体路径,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大工程创新的组织规律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6.3 实践启示

面向“十五五”时期,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将六维协同机制纳入创新联合体建设标准,推动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制度化落地。建议国家在“十五五”重大科技专项和创新联合体建设中,将方向识别、需求牵引、平台支撑、科学赋能、组织协调、监管激励作为制度设计的核心维度,明确企业在各环节的主导权与责任边界。重点推广“企业出题、科学家解题”的联合基金模式,支持链主企业设立基础研究专项,将基础研究投入占比纳入中央企业考核指标。

第二,完善创新联合体治理结构,强化企业牵头能力与风险分担机制。支持链主企业建立技术战略部门,提升方向识别与路线规划能力;探索理事会制、总师制等多元治理模式,健全权责利对等的制度安排。加快制定创新联合体知识产权共享、收益分成的指导性规范,明确国家级创新平台可适度亏损的政策边界,建立财政补贴与市场融资相结合的可持续运行机制,降低企业牵头攻关的制度性风险。

第三,强化需求牵引与科学赋能双轮驱动,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转化堵点。将首台套应用、示范工程、用户参与验证作为创新联合体成果转化的标配环节,推动用户需求前置嵌入项目立项全流程。面向重点产业布局一批共性技术平台和中试验证平台,推动大科学装置和全国重点实验室向企业开放,构建“场景驱动-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落地”的闭环链条,切实提升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转化效率。将创新联合体的攻关成果纳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未来产业培育的考核维度,建立“技术突破-产业带动-生态构建”的递进式评价指标,引导创新联合体在攻关过程中同步布局未来产业的技术储备、人才储备和标准储备。

第四,加快人工智能赋能创新联合体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议在“十五五”期间,将AI辅助决策系统纳入创新联合体建设的标配工具,支持开发面向联合体治理的专用AI平台,实现技术方向智能识别、研发资源智能匹配、攻关进度智能监控、成果价值智能评估。推动创新联合体积累和共享攻关过程数据,构建行业级知识图谱与智能决策模型,以人工智能赋能治理效能的系统性提升。

6.4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待未来研究进一步深化。其一,本研究侧重于组织机制的静态分析,对创新联合体的动态演化过程关注不足,未来可引入纵向案例追踪方法,探究创新联合体从组建到成熟各阶段的机制演化规律。其二,本研究提出的“六维协同”框架有待大样本实证检验,未来可通过问卷调查或二手数据分析,对各机制的影响权重及交互效应进行量化验证,进一步提升框架的解释力与操作性。其三,本研究以高速列车单一产业为案例进行深度剖析,产业特性可能影响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未来可拓展至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不同产业情境,开展跨产业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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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企业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模式与机制研究”(7223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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