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内在逻辑与实施路径☆

贾宝余; 尹西明; 王新宇

doi:10.15978/j.cnki.1673-5668.20260510

科学观察 ›› 2026, Vol. 21 ›› Issue (4) :54-63 DOI: 10.15978/j.cnki.1673-5668.20260510

“十五五”科技创新专题

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内在逻辑与实施路径^☆

贾宝余 ¹ ,
尹西明 ²^,³^,^* ,
王新宇 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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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ing Leading Role of National Strateg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rength: Logic and Pathways

Jia Baoyu ¹ ,
Yin Ximing ²^,³^,^* ,
Wang Xinyu 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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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支柱，也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十五五”时期，我国科技创新正处于从“后发追赶”向“创新引领”转型的关键阶段，全球科技竞争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亟需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引领作用，为我国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方法/过程] 结合“十五五”科技创新发展背景，梳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的现状，剖析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阐释增强其引领作用的内在逻辑，明确不同类型战略科技力量的发力重点，并结合战略需求探索推进路径。[结果/结论] 明确了当前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厘清了增强其引领作用的核心逻辑与各主体着力点，提出了贴合“十五五”战略需求的推进路径，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实践指引。

Abstract

[Objective/Significance] National strateg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are the key pillar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achieving high-leve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uring the“15th Five-Year Plan”period,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in a critical stage of transformation from“catch-up” to“innovation-led”, with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glob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pattern, making it urgent to enhance the leading role of national strateg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to guarante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ethod/Process] Combined with the backg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during the“15th Five-Year Plan”period,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national strateg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construction, analyzes their existing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explains the internal logic of enhancing their leading role, clarifies the focus of different types of strateg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and explores promotion paths in light of strategic needs.[Results/Conclusions] It identifies the prominent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strateg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clarifies the core logic of enhancing their leading role and the focus of each subject, and puts forward promotion paths suitable for the“15th Five-Year Plan”strategic needs, which can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achieving high-leve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and cultiva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 引领作用 / 新质生产力 / 科技强国 / 场景驱动

Key words

national strateg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rength / leading role /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wer / context-dr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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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余, 尹西明, 王新宇. 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内在逻辑与实施路径^☆[J]. 科学观察, 2026, 21(4): 54-63 DOI:10.15978/j.cnki.1673-5668.20260510

Jia Baoyu, Yin Ximing, Wang Xinyu. Enhancing Leading Role of National Strateg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rength: Logic and Pathways[J]. Science Focus, 2026, 21(4): 54-63 DOI:10.15978/j.cnki.1673-5668.2026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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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两院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科技强国竞争，比拼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都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自觉履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提出：“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构建自主完备、开放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引领作用，既是应对国际竞争格局深刻调整、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困境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举措，更是全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推动科技创新从“跟跑”向“领跑”跨越的核心路径。本研究基于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内涵特征与发展现状的深入剖析，结合当前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现状与存在问题，研究增强其引领作用的核心逻辑与实施路径，为“十五五”时期构建自主完备、开放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参考。

1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引领作用的瓶颈与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各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立足各自定位、协同发力，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了系统性贡献。国家实验室围绕能源、信息、生命等战略必争领域开展体系化、建制化攻关，构建起跨学科、跨区域的协同创新网络，有力牵引了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国家科研机构依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在物质科学、空间科学、深海探测等基础前沿领域持续提供极限研究条件，催生了一批“从0到1”的原创成果。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勇担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使命，在前沿交叉和“无人区”领域不断提出新理论、开辟新方向。科技领军企业聚焦产业关键核心技术，通过高强度研发投入和全链条创新，加速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壮大。4类机构相互支撑、协同联动，共同塑造了我国科技创新的体系化优势。进一步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引领作用，本质上是在大国博弈与科技范式深刻变革的双重背景下，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性重塑和系统性强化。对照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要求，我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有效发挥引领作用，还存在一些瓶颈和挑战。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

1）科技力量组织化程度不高，协同创新机制缺失。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全链条推动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实践中，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不同类型力量在机构属性、发展目标、科研模式、评价导向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协同创新动力弱、难度大。路风等^[1]指出，我国战略科技力量虽具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基础，但多元创新主体间仍存在“协同松散、利益壁垒突出”的问题。国家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学以学科导向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为主，目标导向与产业需求衔接有所不足；科技领军企业聚焦产品研发与市场化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长期偏低，创新链条各环节脱节，难以形成体系化攻关合力。

2）高能级科创平台定位交叉，宏观统筹协同不够。以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为代表的高能级科创平台存在定位交叉重叠、宏观统筹不够、协同机制缺失等问题。肖小溪等^[2]通过国际对比研究发现，我国部分国家级科创平台存在“定位模糊、功能重叠”现象，约25%的平台研究方向与既有平台交叉，导致创新资源分散浪费，难以形成集中攻关优势。黄群慧等^[3]也指出，我国科创平台布局缺乏系统性统筹，国家级与省级平台、不同部门所属平台之间缺乏资源共享与成果互通机制。从结构观来看，这是创新体系层级结构不清、功能结构错位、空间结构失衡的集中体现。

3）核心主体创新能力有待提升，原始创新短板突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虽然我国研发投入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但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仍偏低，原始创新能力不足。柳卸林等^[4]指出，我国战略科技力量在“从0到1”原创性成果产出上与科技强国存在显著差距，基础研究经费占比长期低于10%。创新链、产业链耦合不充分，面向重要场景和战略需求的任务分析、选题研判不够，“看文献”“找问题”和“查需求”“定选题”间的有效兼顾不够。

4）战略科技力量布局不均衡，区域与领域结构有待优化。国家明确提出“完善区域科技创新布局，强化央地联动、区域协同”“推动科技资源共建共享、技术市场互联互通”。贺俊^[5]强调，前沿领域战略科技力量布局滞后于产业变革需求，在领域布局上，传统产业领域力量配置相对充足；在区域分布上，优质创新资源过度集中于东部沿海和少数中心城市，中西部地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相对薄弱，创新资源区域差异持续扩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多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重要创新增长极。结合区域功能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区域布局不均衡，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潜力尚未有效释放。

2 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的内在逻辑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的有效发挥，并非单一主体的能力彰显，而是依赖于国家实验室、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与科技领军企业在创新链条中的功能互补与系统适配。要把握场景驱动、数智赋能、体系跃升的总体逻辑，面向科技强国建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构建形成新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体系和共创生态（图1），从而最大程度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引领作用和体系效能。

2.1 基于“新型举国体制”的组织动员逻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力量介入创新的本质在于超越传统的“行政命令”模式，而实现国家战略意志与科研主体活力的有机统一。牛昊等^[6]的研究指出，新型举国体制能够打破条块分割，通过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优化“专项小组”模式等方式，促进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跨系统、跨部门高效协同，为组织动力的形成提供了制度基础。数智赋能为新型举国体制的组织协同提供了技术支撑，通过智能化的协同平台实现创新主体、创新资源、科研任务的精准匹配与高效联动，大幅提升跨系统、跨部门的协同效率。

首先，动力转换逻辑，即推动创新主体从“要我做”向“我要做”转变。传统的举国体制往往依赖自上而下的指令性安排，虽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在激发微观主体创造性方面存在局限。新时代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引领，其内在机理在于通过制度设计构建“利益共同体”——以“揭榜挂帅”打破身份壁垒，以“赛马制”引入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以知识产权归属的优化保障创新主体的收益预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体系化发展需要健全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王茤祥等^[7]提出的“创新链主建，产业链主战”耦合机制，强调通过明确各主体利益诉求与功能定位，实现动力协同，其中企业作为“榫卯”连接“主建”与“主战”力量，其市场化激励机制为动力转换提供了关键支撑。场景驱动让创新任务更贴合市场需求和各主体的核心优势，精准对接各主体的创新能力与利益诉求，大幅提升主体参与创新攻关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一系列安排将国家的战略目标内化为科研主体的自觉追求，使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优势与国家组织攻坚的建制优势相互叠加，既保证了创新方向不偏离国家需求，又充分释放了科研团队的内在驱动力。

其次，容错与长周期逻辑，即对市场“短期主义”的制度性纠偏。在纯粹的市场逻辑下，创新资源往往向“短平快”项目集聚，而基础研究、重大装备研发等具有长周期、高风险特征的领域则容易陷入投入不足的困境。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独特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保护性空间”——通过稳定的经费支持和长周期的考核评价体系，为科研人员营造允许失败、鼓励探索的制度环境。武圣博等^[8]的研究指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需要长周期支持，韩国、日本等通过为青年科技人才提供长期稳定的资助，保障了原始创新的持续性。鲁世林等^[9]的研究表明，美国能源部对阿贡国家实验室的考核既关注使命完成情况，又给予科研探索足够的灵活性。这种对市场失灵领域的主动“兜底”和前瞻“引领”，构成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组织演化中不可替代的制度功能。

2.2 基于“体系适配”的结构性逻辑

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为何必须由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引领作用，而非仅仅依赖市场自发调节或单一创新主体?其核心在于破解创新要素分散带来的“系统失灵”，通过功能互补实现结构上的“体系适配”。薛美慧等^[10]在研究中明确提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先导动能，其体系化适配能力直接决定了创新要素的配置效率与转化成效。

在创新生态的自然分工中，高校与科研院所擅长自由探索，致力于实现“从0到1”的原创突破；科技领军企业则精于市场化应用，推动“从1到N，从N到N+1”的迭代扩散。然而，在这两端之间横亘着一条从原理到样机的“死亡谷”，即“从1到10”的概念验证与中试阶段。这一阶段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且具有公共属性，高校往往“不愿做”，企业往往“做不了”，容易出现支持断层，形成创新链条上的结构性断裂。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通过扮演“桥梁”与“内核”的角色，专注于填补这一中间地带。依托大科学装置、共性技术平台等战略性创新基础设施，降低创新主体间的协同摩擦，实现从知识生产到技术转化的有机衔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通过建制化组织模式，能够有效整合跨主体资源，破解协同壁垒。更进一步看，这种引领作用体现为对创新体系整体结构的重塑。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介入，本质上是构建一个“哑铃型”结构：一头通过强化基础研究抓牢原创性的“源头活水”，一头通过赋能领军企业打通产业化的“下游应用”，而战略科技力量自身则作为中间的“杠铃杆”，承担起跨主体资源调配、跨领域力量整合的系统功能。王巍等^[11]的研究表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通过驱动创新联合体建设，能够有效推动这一“哑铃型”结构落地，实现创新资源的高效联动。这种结构性的补位与重塑，使得整个国家创新体系具备了应对复杂系统工程任务的整体动员能力，从而实现了从“物理堆叠”到“化学融合”的质变。

2.3 基于“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创造逻辑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引领作用如何从科技领域有效传导至经济社会领域，实现创新价值的最终变现?其关键在于完成从“知识生产”到“生产要素”的质变催化，将实验室的原创突破转化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现实生产力。科技成果转化是连接科技与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纽带，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正是这一转化过程的核心推动者。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微观基础，其体系化建设能够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等群体的创新领导力，是打通价值转化链路的关键要素。这种转化并非自然发生，而是通过2条相互交织的路径得以实现。

1）“赋能与赋智”逻辑。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自身产出重大科研成果，更体现在其作为创新“辐射源”，向全社会持续输出“创新公共品”。这种公共品并非具体的终端产品，而是支撑产业创新的底层技术、开源平台、行业标准以及经过大任务锤炼的高素质人才。鲁世林等^[9]的研究显示，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通过广泛开展教育支撑活动和经济社会服务，其科研成果不仅服务于国家战略，更通过技术转移、人才流动等方式辐射至相关产业，创造了显著的经济价值。

2）“场景驱动的倒逼”逻辑。发挥引领作用绝非关起门来搞科研，其深层动力源于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所创造的“终极应用场景”。此类场景对技术性能、可靠性、集成度的极致要求，会形成强大的倒逼机制，迫使科研力量挑战现有技术极限，实现原理突破与工艺跃升。尹西明等^[12]的研究也指出，场景驱动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实现前瞻引领的重要路径，能够有效促进技术突破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数智赋能能够提升这类终极应用场景的技术攻关效率，这些在尖端场景中淬炼出的突破性成果，如同大树的根须，会沿着创新链条向下生长，源源不断地向民用领域延伸渗透，形成“军转民”“科转产”的瀑布效应，使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成为连接科技强国梦与产业强国路的枢纽。

3 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的着力点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优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定位和布局，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构建自主完备、开放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要结合各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使命定位，有针对性地增强引领作用^[13]。AI 时代不同主体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定位与引领侧重点见表1。

3.1 国家实验室：发挥龙头作用，担纲总平台与总链长

国家实验室作为体现国家意志、肩负最高使命的战略力量，其核心着力点在于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成为新型举国体制下建制化科技攻关的“总平台”和“总链长”。首先，在战略定位上，国家实验室必须坚持“四个面向”，特别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事关长远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领域，深度研判、系统凝练和牵头承接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其次，在组织模式上，国家实验室要探索新型科研组织模式，发挥“总平台”作用，打破部门、地域、行业界限，高效汇聚全国优势力量。再次，在创新效能上，国家实验室应致力于构建开放共享的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与基础平台，为全创新链条提供公共产品。通过建设高水平科研基地、共享数据库、大型科研装置，降低其他创新主体的研发门槛，以自身的高水平运行带动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提升。最后，国家实验室还需在科研范式、评价机制、人员管理等方面率先探索突破，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积累经验，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的稳定器与核心支柱。

3.2 国家科研机构：加快布局调整和优化重组，锻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国家科研机构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的“国家队”和“主力军”，其着力点在于聚焦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发挥长期积累的建制化优势，适应学科发展和社会需要，加快布局调整和优化重组，实现从“学科建所”向“任务立所”转变。一方面，国家科研机构要发挥在特定领域长期深耕、积累深厚的优势，加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研条件平台、高端科研仪器设备等科技基础能力统筹布局和共建共享，聚焦国家战略急需和产业发展瓶颈，开展使命导向的定向基础研究。另一方面，要集中力量突破关键共性技术。这类技术往往处于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的中间地带，具有基础性、通用性强但投入大、周期长的特点，市场难以自发调节投入。在新型举国体制中，国家科研机构扮演着承上启下的枢纽角色：对上承接国家实验室的重大任务分解，对下为科技领军企业提供技术源头供给；向内整合院内优势力量，向外与高校、企业深度协同。同时，在涉及长远布局的基础前沿领域，国家科研机构还应着眼未来，前瞻部署，储备技术能力，确保国家在科技竞争中具备持久的战略纵深。

3.3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打造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关键结合点，其着力点在于开展前沿自由探索、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首先，在创新链条中，大学的核心使命是产出新知识、新理论、新方法。看似远离市场的探索，恰恰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最深层的根基。其次，大学是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的交汇点。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对人才提出的新要求，必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打破学科壁垒，强化科学教育、工程教育与人文素养的融合，着力培养具有跨界思维、系统思维和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拔尖创新人才。再次，大学要主动融入新型举国体制，发挥作为创新源头的辐射作用。积极承接国家重大科研任务，与国家实验室、科研机构和企业在基础研究层面深度合作。最后，大学还应成为开放创新的桥梁，通过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中汲取养分，在开放环境下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4 科技领军企业：聚焦定义应用场景，构建产业生态共同体

科技领军企业作为出题人、主攻手和产业科技创新体系主导者，其着力点在于发挥在市场需求洞察、技术创新集成、产业生态构建方面的主导作用，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规模优势与场景优势，牵引创新与产业深度融合的良性循环。首先，科技领军企业要当好“出题人”，引导科研力量奔着解决实际问题去，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其次，要成为技术攻关的“主攻手”。领军企业要敢于投入、勇于试错，在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和成果转化中发挥主体作用。牵头组建由产学研各方参与的创新联合体，围绕关键环节进行体系化攻关。再次，要致力于构建产业科技创新体系，掌控产业根技术，打造产业生态的“策源地”。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领军企业应率先开放平台能力、共享资源要素，牵引上下游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最后，科技领军企业还应积极融入新型举国体制，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中承担关键角色，与国家实验室、高校、院所形成有机互动，既为国家战略任务贡献产业力量，又将国家战略成果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实现自身跃升，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支撑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持续提升。

4 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的实施路径

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引领作用，不能停留于理念倡导，而应落脚于可操作、可落地的制度设计。面向科技强国目标和“十五五”规划战略需求，以下从5个维度提出推进路径。

4.1 建立战略科学家和战略企业家联合凝练重大任务的“出题”机制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引领作用，首先体现在“提出真问题”的能力上——即如何将国家战略需求转化为可实施的重大科技任务。当前任务形成过程往往存在部门分割、论证不充分，导致任务分散、目标模糊等问题，各主体“各自为战”而非“握指成拳”，核心症结在于缺乏科研端与产业端的协同发力。这一点可借鉴美国《关键和新兴科技国家战略》中明确优先领域的经验^[14]，通过设立“任务设计委员会”，开展“集中式任务解剖”，避免课题碎片化，确保任务源于国家战略而非短期兴趣。依托数智化的科技趋势研判平台，在新型举国体制下，在任务凝练环节确立战略科学家与战略企业家的双核心地位，让科学前沿判断与产业实际需求在源头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在具体操作上，可在国家科技决策层面设立由战略科学家和战略企业家共同领衔、产业专家和项目管理专家共同参与的“任务设计委员会”。针对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科学等每个重大战略方向，战略科学家基于全球前沿研判和国家长远需求，提出“顶层技术构想”，聚焦“从0到1”的原始创新突破；战略企业家立足产业链供应链瓶颈和市场应用场景，锚定“从1到10”的工程化与产业化需求；产业专家从产业链供应链瓶颈反向推导，梳理出必须突破的“关键核心技术清单”；项目管理专家则负责将技术清单拆解为可考核、可衔接的阶梯式里程碑，明确每个阶段的技术指标、验收标准和资源需求。任务凝练成果直接纳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立项流程，从制度上避免“多头申报、重复支持”的损耗，真正实现创新链上游的“精准选题”，推动创新成果从“成果后匹配”转向“需求前协同”。

4.2 推行“核心-外围”多层级的任务分解与承接机制

在重大任务确定之后，如何让各类力量“对号入座”、协同攻坚，是引领作用落地的关键。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在于能够动员多层次创新主体，但若缺乏有效的分解承接机制，则容易陷入“谁都参与、谁都不负责”的困境。美国国家实验室“小核心、大外围”的资源整合模式，通过科学分工优化协同效率，同时依托新型研发机构的嵌入机制进一步提升协作效能。建议建立“核心-外围”多层级创新网络，将宏大任务按照技术成熟度和功能定位，拆解为适配不同主体的模块。核心层由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构成，承担系统总成、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基础理论源头供给——国家实验室和国家科研机构发挥“总装车间”作用，负责技术集成与系统验证；研究型大学聚焦“从0到1”的原创突破；领军企业则从产业侧提出技术需求并承接工程化验证。外围层向中小企业、新型研发机构和地方创新平台开放，承接产业化配套、应用场景开发和共性技术扩散。具体承接规则采用“揭榜挂帅”与“任务分包”相结合的方式：核心层任务由国家直接委托或定向择优，确保战略方向不偏移、核心力量不缺位；外围层任务则通过国家统一平台面向全社会公开发榜，以市场化竞争择优，让有能力的中小企业和新型机构在战略框架下找到发力点。建立统一的“国家战略科技任务平台”，实现任务发布、揭榜申请、过程管理、成果汇交的全流程数字化，让产业链各环节的需求与创新链各主体的能力精准匹配，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在任务层面实现实质性融合。

4.3 创设“国家战略科技市场”的资源适配机制

引领作用需要可持续的资源保障，而非单纯依赖财政拨款。传统资源分配要么受制于行政指令，导致“计划失灵”；要么完全交由市场，难以覆盖长周期、高风险的战略领域，亟需构建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的资源配置新机制。创设“国家战略科技市场”——一种以国家战略科技产品生产和交易为核心、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的资源配置机制，这是新型举国体制在资金链层面的重要探索。其本质是魏江等^[15]提出的“制度型市场”在战略科技领域的具象化实践，同时融合陈劲等^[16]提出的“创新公地”的资源汇聚逻辑，通过制度安排激活多元主体参与动力，实现创新资源的高效适配。核心设计包括3项制度：一是“成员制”准入，以省级地方政府为主体的成员单位，依据GDP或财政实力合理分摊基础配套经费，获得参与重大任务决策和共享科研成果的资格，既拓宽资金来源，又强化地方责任；二是“工业联络官”制度，在国家实验室、科研机构和领军企业嵌入专职联络官，负责需求挖掘、技术对接和采购信息发布，打通科研单元与产业单元之间的信息壁垒；三是“工业回报模式”，规定重大任务中一定比例的采购份额必须面向中小企业，同时引导社会资本“投早、投长、投硬科技”。这一市场并非取代市场机制，而是通过国家作为“系统创新行动者”创造稳定需求预期，让资金链精准投向创新链的关键环节，形成政府引导、市场驱动、多方参与的资源适配新范式。

4.4 推进场景驱动的重大科技任务设计和成果转化机制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产出的原创成果，往往卡在“概念验证”和“首次应用”2个高风险环节，难以跨越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死亡谷”。打通这一堵点，需超越成果转化线性模式，以重大战略需求场景、未来产业发展场景为双牵引构建任务设计机制和科技成果转化机制^[17]。面向重大战略需求场景，以国家战略任务为导向推动创新与产业一体谋划，落实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赋予科研团队一定的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并简化审批流程。面向未来产业发展场景，以科技领军企业为场景“出题人”，同样落地赋权改革，让科研团队共享转化收益，同时设立未来产业场景验证基金，搭建中试共享平台，完善首购首用政策，推动研发全过程嵌入场景验证与产业加速环节，实现技术突破与产业培育同频共振。实施场景驱动的成果转化机制，通过赋权与保障在不同场景的精准适配，让科研人员有权转、愿意转，让企业敢接单、敢试用，让市场有保障、有预期，真正实现从实验室原理突破到产业化规模应用的无缝衔接，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在场景中深度融合。

4.5 畅通人才跨机构流动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机制

人才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引领作用的第一资源，《“十五五”规划》提出“投资于人”重要导向。2026年，全国两会亦将其作为核心发展要义，强调以人力资本积累激活人才红利、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这是推进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重中之重。当前人事关系、编制管理、社会保障等制度壁垒，导致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难以在国家实验室、高校、企业之间顺畅流动，而畅通的人才流动正是三链融合协同发展的重要支撑，因此可行的破解之道是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内率先推行人才“旋转门”制度，让人才在流动中实现价值增值，在协同中释放创新潜能。核心政策有3点。1）建立固定与流动相结合的科技人才岗位制度。国家实验室固定岗位集聚战略科学家稳定统筹重大任务，流动岗位吸引高校、院所及企业顶尖人才协同创新；国家科研机构需以固定岗位保障关键核心技术长期深耕，设置流动岗位为青年人才提供实践平台；高水平大学要依托固定岗位夯实基础研究与教学根基，聘请科研机构专家和产业领军人才担任兼职教授，促进科教融合；科技领军企业应以固定岗位维持核心技术团队稳定，通过流动岗位联合科研院所人员开展定向研发。2）“双聘”制度化，允许科研人员在保留原单位身份、基本待遇和社会保障的前提下，到其他类型机构全职工作，从制度上消除“流动即流失”的顾虑。设立“产业科学家”专项，支持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到科技领军企业担任首席科学家或技术总师，保留原单位待遇，企业给予岗位补贴和成果转化收益分享。3）社保衔接便利化，由人社部门牵头，明确跨机构流动期间养老保险、职业年金、医疗保险的接续办法。同时，在核定的薪酬总额内，赋予国家实验室、科研机构和领军企业更大的分配自主权，实行灵活的薪酬结构。围绕不同场景的人才需求，精准培养和引进适配的复合型创新人才，建立场景导向的人才培养和引进体系，确保人才供给与场景需求精准匹配，以人力资本高质量发展夯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根基。

5 结束语

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引领作用，既是应对全球科技竞争格局深刻变革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科技创新从“后发追赶”迈向“创新引领”的关键一跃。本文在系统梳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论述了其引领作用的内在逻辑，明确了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各类主体在创新链条中发挥引领作用的差异化发力点，并从选题凝练、任务分解和承接、资源配置等维度提出了面向“十五五”时期的推进路径。展望未来，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引领功能将不仅体现为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更在于重塑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在“十五五”时期，应持续强化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协同，推动战略科技力量在动态适应中提升创新韧性，在开放合作中增强战略自主，真正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科技竞争力，为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筑牢根基、铸强引擎。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出版日期 | 本文引用

[1]	路风, 何鹏宇. 举国体制与重大突破: 以特殊机构执行和完成重大任务的历史经验及启示[J]. 管理世界, 2021, 37(7): 1-18.

[2]	(Lu F, He P Y. The new-type system of nationwide mobilization and breakthroughs: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accomplishing major tasks by special agencies and the lesson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1, 37(7): 1-18.)

[3]	肖小溪, 代涛, 李晓轩. 美国国家实验室的改革动向及启示[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6, 31(3): 376-382.

[4]	(Xiao X X, Dai T, Li X X. Reform tendency of U.S.national laboratories and its inspiration to China[J]. Bulleti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6, 31(3): 376-382.)

[5]	黄群慧, 余菁, 王涛. 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国际经验与中国情境[J]. 中国工业经济, 2017(11): 5-25.

[6]	(Huang Q H, Yu J, Wang T. Cultivating world-class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Chinese context[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7(11): 5-25.)

[7]	柳卸林, 常馨之, 杨培培. 加强企业基础研究能力,弥补国家创新体系短板[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3, 38(6): 853-862.

[8]	(Liu X L, Chang X Z, Yang P P. Strengthen basic research capacity of enterprises and make up for shortcoming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J].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23, 38(6): 853-862.)

[9]	贺俊. 新兴技术产业赶超中的政府作用: 产业政策研究的新视角[J]. 中国社会科学, 2022(11): 105-124.

[10]	(He J.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catching up and surpassing emerging technology industries: a new perspective on industrial policy research[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22(11): 105-124.)

[11]	牛昊, 梅阳, 王倩. 重大需求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模式机制研究: 跨部门跨层次激励内部协同视角[J]. 中国科技论坛, 2025(1): 52-64.

[12]

(Niu H, Mei Y, Wang Q. The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and modes of strengthening national strateg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with major demand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 synergy with cross-departmental and cross-level incentives[J]. Forum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2025(1): 52-64.)

[13]	王茤祥, 刘杨, 黄涛. 基于“创新链主建-产业链主战”耦合视角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研究[J]. 中国科技论坛, 2023(12): 1-7.

[14]	(Wang D X, Liu Y, Huang T. Research on the systematization of national strateg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based on the coupling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chain main construction-industrial chain main battle”[J]. Forum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2023(12): 1-7.)

[15]	武圣博, 刘芳含, 曹聪, 等. 面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建设: 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J]. 中国科技论坛, 2025(11): 22-31.

[16]	(Wu S B, Liu F H, Cao C, et al. Nurturing a national strategic talent pool for high-leve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internal logic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J]. Forum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2025(11): 22-31.)

[17]	鲁世林, 赵俊贤, 李侠. 美国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实践及启示[J]. 中国软科学, 2025(11): 1-18.

[18]	(Lu S L, Zhao J X, Li X. Pract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boosting the national strateg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rengths and its enlightenment[J]. China Soft Science, 2025(11): 1-18.)

[19]	薛美慧, 丁明磊, 尹西明. 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先导动能: 理论逻辑与战略路径[J]. 中国科技论坛, 2025(5): 50-59.

[20]	(Xue M H, Ding M L, Yin X M. Cultivating the pioneering ener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y the national strategic S & T strength[J]. Forum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2025(5): 50-59.)

[21]	王巍, 陈劲, 尹西明, 等.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驱动创新联合体建设的探索: 以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为例[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22, 43(4): 21-39.

[22]	(Wang W, Chen J, Yin X M, et al. Innovation consortium construction driven by high-level research university: a case study of western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harbour[J].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 & T (Monthly), 2022, 43(4): 21-39.

[23]	尹西明, 钱雅婷, 武沛琦, 等. 场景驱动科技成果转化:理论逻辑与过程机理[J]. 科学学研究, 2024, 42(11): 2286-2294.

[24]	(Yin X M, Qian Y T, Wu P Q, et al. Context-driven technology transfer: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ocess mechanism[J]. 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 2024, 42(11): 2286-2294.)

[25]	尹西明, 陈劲, 贾宝余.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视角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突出特征与强化路径[J]. 中国科技论坛, 2021(9): 1-9.

[26]	(Yin X M, Chen J, Jia B Y. Key features and strengthening patch of the national strategic S & T strength under the high-level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perspective[J]. Forum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2021(9): 1-9.)

[27]	周密, 胡可欣, 丁明磊. 美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启示[J]. 中国科技论坛, 2023(11): 148-159.

[28]	(Zhou M, Hu K X, Ding M L.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American national strategic S & T strength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s self-relianc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J]. Forum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2023(11): 148-159.)

[29]	魏江, 吴伟, 李拓宇.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促进产业技术跨越: 基于“市场需求-技术体制-制度安排”耦合模式的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26(1): 5-28.

[30]	(Wei J, Wu W, Li T Y. Integrating efficient market and active government to promote the industrial technology leapfrogging: based on the coupling of “market demand-technological regime-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26(1): 5-28.)

[31]	陈劲, 李佳雪. 创新公地:后熊彼特创新范式的新探索[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22, 43(8): 3-18.

[32]	(Chen J, Li J X. Innovation commons: a new exploration of post-schumpeter innovation paradigm[J].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 & T, 2022, 43(8): 3-18.)

[33]	贾宝余, 应验, 余江.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科技现代化:意蕴、特色和路径[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4, 39(5): 933-944.

[34]	(Jia B Y, Ying Y, Yu J. Modern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perspective of Chinese path: implications of the era, characteristics, and reflections[J].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24, 39(5): 933-944.)

基金资助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474025)

中国工程院前瞻性储备性重大战略咨询研究项目(2023-JB-10)

工业和信息化部重大项目(ZFSZCYJ202501)

工业和信息化部重大项目(GXZK2025-107)

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预研项目(PYZD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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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6-08-15
Online Date
2026-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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