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2026年4月24日，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Board，NSB）成员遭整体解职（以下简称“NSB事件”）。作为一次针对美国科学治理核心机构的非常规调整，该事件迅速引发媒体、科学界与政策界的广泛关注与批评。不同于常规的人事更替，此次调整以整体性方式中断了既有的治理安排，触及美国科学治理结构中的关键制度节点。
作为依据《1950年国家科学基金会法》设立的法定机构，NSB不仅承担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政策制定与监督职责，同时也是科学共同体制度化参与国家科技决策的重要渠道。在这一意义上，NSB构成科学共同体嵌入国家科技治理体系的重要制度载体，是战后“科学的社会契约”得以运行的重要机制。所谓“科学的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 for science，以下简称“科学社会契约”），是指国家以稳定资助支持科学发展，同时保障科学共同体的相对自治，并期待其在长期内服务公共利益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其核心逻辑可概括为“政府资助—科学自治—长期公共回报”
[1]。
围绕NSB事件，本文关注的问题是：NSB事件是否反映出美国科技治理体系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又将如何影响战后科学社会契约所形成的国家—科学关系及其制度安排?这一变化对美国科学体系的长期发展意味着什么?本文首先对NSB在战后科学治理体系中制度起源与历史角色作一考察；其次，基于对主流媒体关于NSB事件的报道、科学界和政策界对该事件的反应，分析NSB事件的过程、理由及其事件的实质含义；在此基础上，把该事件放在特朗普政府二期科技治理结构性转向中，探索其意义及其对科学社会契约结构的影响，并提出启示。
1 NSB的制度起源、法定职责与历史角色
1.1 战后科学社会契约的制度实现：NSF-NSB治理结构的形成
1945年，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发表《科学——无止境的边疆》，提出政府应承担促进科学发展和培养人才的职责，向科学提供资金，保证科学探索的自由；科学共同体通过知识创造，促进公共利益来回报国家和社会
[1]。报告建议，应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科学基金会，持续支持大学基础研究和青年科研人才培养。并建议，为了保护它免受不当政治影响，这个新机构应该由一个科学家委员会掌管：“他们应该是与政府没有任何联系且不代表任何特殊利益的人，他们应该被称为国家研究基金会委员，是总统根据他们对促进基金会的目的的兴趣和能力挑选出来的”
[2]。由此，布什报告不仅提出了科学社会契约的思想，也提出了其实现制度设计：建立独立的科学资助机构，由科学共同体管理，而非置于行政体系之下。
战后，美国科学界和政策界围绕NSF的成立展开了长达5年的争论，其核心问题是：科学资助机构应由科学共同体主导，还是由政府行政体系直接管理
[3]。最终，1950年通过的《1950年美国科学基金会法》是一个制度性的折中。该法规定：建立联邦独立机构NSF，“基金会应由国家科学委员会和1名主任组成”，两者均由总统任命。委员会应由24名成员组成，主任是当然的成员。这些成员“应在基础科学、医学科学或社会科学、工程、农业、教育、科研管理或公共事务等领域具有卓越声望”“应完全依据其已确立的杰出服务记录进行遴选”“应确保能够代表全国各地区科学与工程界领导者的观点”
[4]。委员会每位成员的任期为6年，保证跨政府的连续性。该法授权NSB作为NSF的管理委员会，还指示委员会向总统和国会提供关于科学和工程政策方面的咨询建议，确保国家科学与工程事业的生产力和优势。
由此，NSF形成了一种“双重治理结构”：NSB相当于董事会，负责战略与规范；NSF主任负责行政执行。这一结构既避免了科学资源配置完全行政化，也防止科学共同体脱离公共责任，体现了科学自主与公共责任之间的制度性平衡。NSF的独立地位使它比其他一些联邦机构拥有更大的机构自主权。科学界普遍认为，这种自主权保护了NSF的科学使命。
1.2 NSB的法律角色和制度定位
根据法律规定和历史发展，NSB的2项重要职责如下：
第一，在总统和国会所确立的国家政策框架内，制定NSF的具体政策。在这一职能下，委员会主要负责以下工作。
1）识别对NSF未来发展具有关键意义的重要问题；
2）审批NSF战略性预算方向以及提交给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的年度预算申请；
3）审批新的重大项目和重要资助。
第二，作为一个独立咨询机构，就科学与工程及其教育相关的政策问题向总统和国会提供建议。除了主要的报告，NSB还会不定期发表政策论文或声明，针对美国科学与工程领域的重大议题提出意见
[5]。
根据法案要求，NSB成员任期6年，交错任期，形成每2年轮换1/3的规则，防止“整体性重置”，保持经验与新思想的平衡。成员由总统提名并经参议院确认（2011年，国会通过联邦任命程序精简改革，包括NSB成员在内的众多联邦任命职位不再需要参议院确认），这一任命机制通过立法与行政之间的制衡，为科学共同体嵌入国家科技治理体系提供了制度性合法性基础，从而在“政治问责”与“科学自治”之间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平衡结构。
1.3 NSB的历史功能与制度作用
自1950年成立以来，NSB在75年的发展过程中，持续在制度构建、体系调适与战略引导等多个层面塑造美国科学技术体系。
在NSF建立初期（1950—1957年），NSB围绕基础研究资助机制的构建，确立了以同行评议为核心的资源配置原则，并将大学体系确立为基础研究的主要载体，从制度上落实了“政府资助—科学自治—长期公共回报”的契约思想。20世纪70—90年代，随着社会需求上升与国家目标多元化，NSB推动科学体系向更广泛的科学与工程领域扩展，并建立以《科学指标》（后发展为《科学与工程指标》）为代表的国家指标体系，使科学政策从“支持导向”向“认知-评估导向”延伸
[6]。
冷战结束后，NSB的作用进一步从制度治理层面延伸至战略与思想层面，围绕冷战后的新环境下美国科学技术未来的发展，提出重要战略判断与政策建议
[7]；主持NSF战略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推动美国科学与国家目标相结合。进入21世纪，NSB通过指标体系与政策报告，将科学活动嵌入国家创新体系与绩效治理框架，引入“变革型研究”等新的思想
[8]，并推动以“重大挑战”为导向的科研叙事，从而重塑科学活动的合法性与发展方向。而在当前全球科技竞争背景下，其功能进一步转向服务国家战略，集中于关键技术、人才体系与全球竞争格局的分析与引导。
回顾75年的历史发展，NSB不仅是NSF的重要监管和治理机构，也是战后美国科学共同体制度化参与国家科技决策的重要组织基础。除了承担NSF政策制定、战略方向与重大项目监督等职责外，NSB还长期围绕基础研究、科技人才、创新体系与国家竞争力等重大议题向总统和国会提供战略咨询，并通过《科学与工程指标》等报告持续塑造美国对国家科技能力的认知框架。在这一过程中，NSB不仅推动了联邦基础研究体系建设，维护了科学共同体的相对自治，也在促进国家科技战略形成、协调科学共同体与政府关系以及维持科技治理连续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更深层次看，NSB构成战后美国科学社会契约得以制度化运行的重要机制，是美国科学治理体系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制度节点之一。
1.4 小结：NSB的制度定位与结构性张力
战后，美国NSF和NSB制度设计的核心意义在于：它并非简单建立一个科研资助机构，而是通过NSB这一制度设置，将科学共同体以制度化方式嵌入国家科技治理结构之中。从制度设计和功能结构上看，NSB既参与NSF内部的政策制定与资源配置，又作为独立咨询机构面向总统与国会提供科学与工程政策建议，构成了科学共同体在国家科技治理体系中的制度化嵌入机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NSB可被视为战后美国科学社会契约的核心制度载体之一：它既承载科学共同体的专业判断，又将这种判断转化为国家科技政策过程中的制度性输入，从而实现科学与国家之间的制度性连接。
正因如此，当这一机制发生变化——无论是成员构成、任命逻辑，还是权力结构的调整，其影响都不会局限于NSF组织本身，而可能触及整个科技治理体系的运行逻辑，进而影响科学与国家关系的基本形态。
NSF的制度安排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依赖于一种跨越政府与党派的基本共识：即科学治理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独立于短期政治逻辑的制度空间。但当这种共识发生动摇时，相关制度安排的稳定性也随之受到挑战。从制度属性上看，尽管NSB体现科学共同体的高度自治，但其成员由总统任命这一安排，使其始终处于“相对独立性”与“行政控制”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之中。在历史上曾出现过调整性危机，主要表现为功能性边缘化（冷战初期）、政治干预增强（尼克松时期）以及问责与绩效逻辑引入（冷战后改革），这种张力在冷战时期被相对稳定地制度化，并维持在可控范围内。历史上的NSB调整从未突破其“交错任期 + 分批更替”的制度核心，因此始终属于渐进调整。当今出现整体性成员重置或任期结构被突破，则意味着从“渐进调整”向“结构性冲击”的转变，其制度含义已超出历史经验的范围。
2 NSB事件及各方反应
2.1 事件经过：“前所未有的整体性解职”
2026年4月24日，NSB成员收到了一封来自总统人事办公室的电子邮件，邮件“代表特朗普总统”发出，称他们的职务“即刻终止，立即生效”，未给出明确理由
[9]。当前22位NSB全部成员遭解职（目前NSB有2位空缺），这是一次“整体性清空科学治理层”的行动，而非个别人事调整。
这一事件迅速引起各大媒体和科学界、政策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应。华盛顿邮报、路透社和美联社等多家主流媒体称为“史无前例”“前所未有”（unprecedented）的制度性事件，因为它直接打破了NSB长期以来依赖交错任期而维持稳定的制度惯例。
2.2 主流媒体与科技媒体的报道：强调事件的“非常规性”及其制度含义
华盛顿邮报是最早披露该事件的主流媒体之一，它于2026年4月25日的报道首次公开了白宫总统人事办公室发出的解职邮件，并明确指出NSB全部成员被“立即终止职务”。这一“整体性解职”的事实在首发报道中即被突出呈现，并被放置在制度设计的背景下加以解释：NSB实行6年交错任期，其本意在于确保科研政策跨越行政周期的连续性，因此一次性更替整个委员会被视为对这一制度安排的直接冲击
[9]。之后，路透社和美联社的后续报道进一步确认并扩展了事件的制度含义
[10-11]。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报道则将该事件置于更广泛的联邦科学咨询体系变动中，指出其可能反映出科学咨询体系正在经历“去独立化”的过程
[12]。围绕制度的影响，福布斯的评论进一步指出，NSB所代表的不仅是组织结构，更是一整套制度安排——包括法定权限、任期设计与独立性原则，这些安排使美国科学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短期政治周期运行。因此，NSB的整体性重置不仅影响NSF约90亿美元规模科研资源的治理机制，更意味着制度逻辑的转变，即科学优先事项可能不再由“科学自身的长期发展逻辑”决定，而转向更受政治周期影响的决策模式
[13]。
在科技媒体的深度报道中，这一制度性判断被进一步强化。Ars Technica将该事件界定为对既有科学制度的“系统性拆解”（institutional dismantling），认为其触及科学治理的基础结构
[14]；The Verge则关注人员替换机制的后果，提出可能出现“由政治忠诚者替代专业成员”的风险
[15]。
2.3 科学界的反应：将该事件从“制度异常”进一步解释为“治理机制变化”的体现
《科学》的报道明确指出：“许多科学倡导者认为，这是特朗普政府逐步侵蚀——有人会说是摧毁——这个已有76年历史的研究机构独立性的最新一步”。报道提供了最具关键性的机制性证据，指出：NSB整体性解职并非孤立事件，而可能与其此前履行法定职责有关——包括公开质疑政府提出的大幅削减科研预算方案。部分被解职成员认为，这一行为具有“惩罚性”特征，即科学共同体在政策过程中的独立判断与行政权力之间发生了直接冲突。同时，《科学》披露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在重大科研项目（如南极破冰船建设）中绕过NSB进行决策，而NSF现有执行层对NSB治理指令的遵循程度也在下降。这些信息表明，NSB的制度性权威在事件发生之前就已出现实质性削弱，其整体性解职更像是对这一变化的制度化确认
[16]。
《自然》的报道则从制度与历史维度对该事件进行界定，强调应把NSB事件理解为更广泛制度变动的一部分，反映出科学咨询体系在联邦治理结构中的位置正在发生系统性调整
[17]。“健康政策观察”的报道指出，解职NSB成员可能是为提名NSF主任的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领导NSF扫清障碍，他是唯一一位没有科学经验的NSF提名人，听证会尚未安排
[18]。
2.4 科学组织与学术团体的声明：制度防御性的反应
在NSB整体性解职事件之后，美国主要科学组织与学术团体迅速发表声明，并在短时间内形成高度一致的批评性回应，包括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院，美国大学协会（AAU），美国化学学会（ACS），美国微生物学会（ASM），美国生物科学协会（AIBS），美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ASBMB）以及计算研究协会（CRA）等。对于NSB事件，各方一致认为，NSB所代表的跨政府制度连续性被打断，科学治理从长期稳定机制转向更易受政治周期影响的结构；科学共同体通过NSB参与国家科研治理的制度性嵌入被削弱，其在资源配置与战略决策中的地位面临下降；这种变化可能进一步影响美国创新体系的长期运行能力及其全球竞争力
[19-26]。
总体而言，科学组织与科学团体的反应构成了一种典型的“制度性防御”。尽管它们表达方式不同，但共同指向同一核心问题：NSB不仅是一个组织安排，更是战后美国科学社会契约的重要制度载体，其变化将影响科学自治、国家能力与政策合法性之间的基本关系。因此，该事件的意义不在于个别机构的调整，而在于它所揭示的科学治理结构及其合法性基础正在发生重组。
2.5 政策界的反映
来自国会的回应进一步揭示了NSB事件的政治含义。正如NPR报道，在民主党方面，Zoe Lofgren将该举措界定为对科学体系与创新能力的直接损害；而在共和党方面，Brian Babin则强调总统在任命咨询机构成员方面的正当权力，并将相关调整视为使科学机构“回归核心使命”的必要步骤
[12] 。这种明显的分歧表明，围绕科学治理制度的正当性判断正在沿党派与政策优先方向分化，相对独立于党派政治的制度性稳定基础受到削弱，从而为治理结构的进一步调整提供了空间。
2.6 白宫的反应
据路透社和美联社报道，白宫在回应中强调，NSB在成立时被赋予的权力“可能需要更新”，并明确表示NSF的工作“将继续不间断地进行”
[10-11]。这一表述并未直接说明解职行为本身的理由，而是通过将焦点转向制度框架的适配性，隐含提出一种核心判断：即1950年立法所确立的NSF治理结构在当前环境下可能已不再完全适用。
随着外界批评与质疑声增加，白宫随后进一步解释称，解职NSB成员与2021年最高法院“美国诉阿瑟雷克斯案”（United States v. Arthrex）所强调的总统对联邦行政权统一控制原则有关
[12]。阿瑟雷克斯案的核心逻辑在于，重要联邦权力应由具有充分政治问责性的官员行使。白宫因此暗示，NSB所体现的长任期、交错更替与相对独立的治理结构，可能削弱总统对联邦科技治理体系的直接协调能力。
不过，这一解释也引发较大争议。NSB成员历史上长期由总统任命，其中2012年之前还需经参议院确认，其制度性质与阿瑟雷克斯案案涉及的情形并不完全相同。同时，NSB主要承担战略咨询与治理监督功能，并不直接行使行政命令或执法权力。因此，许多科学界人士认为，即便存在制度争议，也难以直接推导出“整体解职整个委员会”这一激烈措施
[27]。
值得注意的是，媒体所揭示的实际运行层面变化（如在重大项目决策中绕开NSB、执行层对其指令遵循度下降）与后续的宪法化论证在方向上具有一致性。这种“实践先行-法律跟进”的路径，虽然未直接否定NSB的法定地位，但通过重新界定其权威边界，使科学共同体在国家科技治理中的制度性嵌入逐步收缩，并推动决策权力向行政主导的协调机制集中。不同类型主体对NSB解职事件的反应对比见
表1。
2.7 小结：NBS事件的性质及深层含义
总体来看，NSB事件并非一次普通的人事更替或单纯的法律技术调整，而更应被视为美国科学治理体系中的一次具有象征意义的制度性事件。其核心的意义不在于个别成员被解职，而在于战后长期形成的“科学共同体嵌入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首次以如此集中和公开的方式，与强调总统行政控制和行政统一性的治理逻辑发生直接冲突。
围绕该事件形成了2种具有不同正当性基础的话语体系：一类强调科学共同体自治、制度连续性与长期创新能力，体现的是以科学治理稳定性为核心的“科学逻辑”。科学共同体快速而集体性的反应，反映出对自身在国家科技治理中制度性位置变化的敏感感知；另一类则强调总统对联邦行政权的统一控制以及科技治理体系的可问责性，体现出一种“行政—国家逻辑”。从更深层次看，这种强调行政统一与集中控制的治理思路，与特朗普政府二期上任以来美国科技治理中不断强化的战略导向、竞争导向和国家能力导向具有明显一致性。因此，NSB事件不仅反映出美国科学共同体嵌入式治理结构正在受到挑战，也折射出美国科学治理逻辑正在由相对自治、分散协商的传统模式，向更强调行政协调与战略控制的方向演化。
3 特朗普政府二期科技治理变化中的NSB
特朗普政府二期的科技政策更加突出国家竞争、安全与关键技术战略导向，行政协调机制在科技治理中的作用明显增强。传统以科学共同体制度性参与、同行评议与分布式决策为特征的治理结构，开始受到冲击。NSB作为战后美国科学治理体系的重要制度节点，其成员整体被解职，不仅是组织层面的变化，也在更深层次上折射出美国科技治理逻辑与制度结构的调整和转向趋势。
3.1 特朗普政府二期科技治理的变化
特朗普政府二期科技治理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国家能力导向、关键技术优先和行政协调强化。
首先，在政策目标上，科技被更明确地纳入国家竞争、安全保障和产业复兴框架。2026年1月，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发布《特朗普政府科学技术一年的亮点》，强调以国家竞争、产业复兴和安全优势为导向，重塑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全球主导地位
[28]。
其次，在资源配置上，特朗普政府二期更加突出“有选择的优先支持”。2025年1月，特朗普在签署重组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PCAST）的行政命令时，强调美国应保持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等变革性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
[29]。OMB与OSTP联合发布的《2027研发预算优先事项备忘录》，将AI、量子信息、聚变、先进计算和机器人等列为重点方向，同时压缩部分气候与环境研究投入，体现出资源向关键战略技术集中配置的趋势
[30]。
第三，在治理方式上，特朗普政府二期更加重视政府主导、国家战略导向和集中动员能力的治理模式。2025年，《美国AI行动计划》提出通过联邦行动强化AI基础设施、人才与应用能力
[31]；2025年的“创世纪计划”则由能源部牵头，整合国家实验室、超级计算和政府科学数据，以AI加速科学发现。
3.2 NSB与特朗普政府二期在科技治理方面的张力
与特朗普政府二期科技治理的逻辑相比，NSB所代表的治理理念在政策目标、资源配置原则与治理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异，两者之间的张力和冲突日益突出。
首先，在政策目标上，特朗普政府二期更加突出科技对国家能力、战略竞争与安全优势的直接服务功能。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和先进制造等领域被明确纳入国家安全与经济竞争框架，科技政策更加强调“关键技术优势”与“战略动员能力”。相比之下，NSB长期以来更强调基础研究体系的长期稳定性与知识积累功能，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持续支持基础研究和维护科学共同体自治，塑造国家长期创新能力。
其次，在资源配置原则上，特朗普政府二期科技治理更加突出重点领域优先与战略性集中配置，更强调科研资源服务于国家竞争需求的效率与方向性，资源不断地向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和先进制造等关键技术领域倾斜。NSB长期代表的则是一种以同行评议、学术共同体判断与多元探索为基础的资源配置逻辑，更强调学科发展的开放性、研究路径的多样性以及基础研究体系的整体平衡。
再次，在治理方式上，特朗普政府二期更加突出行政协调、跨部门动员与政策一致性，OMB、OSTP以及跨部门科技协调机制在预算优先事项、关键技术布局和重大项目组织中的作用明显增强。而NSB所体现的是一种科学共同体制度性参与的分布式治理结构，其重要特点包括同行评议、交错任期、专业共同治理以及对行政权力的制度性缓冲，维持科学治理的相对稳定性与连续性。
因此，NSB成员整体解职的重要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机构本身的调整，更在于其反映出2种不同科技治理逻辑之间的深层张力和冲突：一种强调科学共同体自治、长期知识积累与制度稳定性；另一种则更强调国家能力、战略目标与行政协调。
3.3 科技治理实际运行中的结构性偏移
在特朗普政府二期科技治理变化的背景下，NSB在预算方向、重大项目审议与战略规划中具有法定影响力，其相对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对行政部门推动预算压缩、优先事项重组与机构调整形成制衡和约束。正如与美联社与《科学》等报道所指的，部分NSB成员此前曾公开反对大幅削减NSF预算，并强调维持基础研究体系长期稳定的重要性
[11,16]。可以合理地推测，削弱NSB制度性的制衡是NSB成员整体解职的一个考虑因素。
事实上，围绕NSB功能与定位的争议并非始于特朗普政府二期。2022年，一些学者曾提出应适度减少NSB的部分管理职责，使NSF在组织运行上更接近其他联邦科研机构。然而，这类讨论总体上仍是在保留NSB核心制度框架基础上展开的，包括维持交错任期、法定独立性以及科学共同体制度性参与等基本原则。其原因在于，NSF自建立之初即被有意设计为区别于一般联邦行政机构，其核心目的之一，正是在政治周期之外维持基础研究体系的长期稳定性
[13]。
与此同时，政策讨论与媒体分析也日益将NSB事件置于更广泛的科技治理转型背景之中，正如“健康政策观察”在NBS事件报道所指出的，美国持续强化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关键与新兴技术”领域的战略优先地位，并推动科研决策向更集中化与任务型组织方向发展，而且科学技术更多地由行业和私人资本利益驱动，而不是由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科学研究
[18]。
3.4 小结：NSB事件的制度逻辑及其意义
NSB事件所体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机构的调整，而是美国科技治理实际运行逻辑已经发生结构性偏移的重要表现。而这种治理逻辑的变化，进一步触及战后美国科学社会契约所建立的核心制度基础，即政府资助、科学自治与长期公共回报之间原有平衡关系正在发生结构性的调整。
4 NSB事件所反映的科学社会契约的结构性转向
4.1 合法性基础的变化：从知识公共价值到国家能力价值
战后美国科学社会契约的重要基础之一，在于科学本身被视为具有长期公共价值。基础研究不仅被认为能够推动知识进步，也被视为国家繁荣、社会福利与长期创新能力的重要来源。因此，政府支持科学的正当性，并不完全建立在科学能够立即服务于现实目标之上，而更多地建立在“科学最终将长期回馈国家与社会”的理念基础之上。在这一框架下，基础研究、自由探索与科学共同体自治本身具有相对独立的制度合法性。
然而，特朗普政府二期科技治理日益强调科技对国家竞争、安全保障与战略能力的直接贡献，科技合法性的基础正在发生变化。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和先进制造等领域被日益纳入国家竞争与安全框架，科技政策日益以“关键技术优势”“国家能力建设”与“战略竞争需求”作为重要的正当性来源。在这一背景下，科学技术是否具有直接战略价值、是否能够提升国家竞争力，日益成为科技资源配置与政策优先事项的重要标准。
围绕NSB事件，白宫援引2021年最高法院判例“美国诉阿瑟雷克斯案”所提出的“合宪性”论证，进一步反映出这种合法性基础的变化。其核心逻辑在于强调总统对联邦科技治理体系的统一控制与战略协调能力，而NSB原有制度安排则更强调科学共同体制度性参与、治理连续性与相对独立性。两者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反映出美国科技治理正当性基础正在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意味着，科学合法性的基础正在由“知识公共价值”转向“国家能力价值”。科学不再主要因为其长期知识生产功能而获得支持，而越来越因其能否服务国家竞争与战略目标而获得正当性。在这一过程中，基础研究与科学共同体自治的重要性虽然并未完全消失，但日益需要在国家竞争与战略需求框架下重新证明其价值。
4.2 国家与科学关系的变化：从支持型国家到战略型国家
战后美国形成的科学社会契约，并不是国家完全退出科学领域，而是一种“支持—自治”关系：政府通过稳定资助支持科学体系发展，但尽量避免直接决定研究方向，科学共同体则通过同行评议与专业自治机制主导知识生产与科研资源配置。这种制度安排的重要特点，在于国家更多扮演“支持者”角色，而非直接主导科学体系运行。
特朗普政府二期科技治理则越来越呈现出更强的“战略型国家”特征。科技日益被视为国家竞争、产业安全与战略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对科技优先事项、关键技术方向与资源配置的主导能力明显增强。OMB、OSTP以及跨部门协调机制在科技治理中的作用上升，也反映出行政协调与战略动员日益成为科技治理的重要原则。
在这一背景下，国家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调整。科技体系日益被纳入国家战略与竞争框架之中，科技政策的重点日益不再只是“支持科学发展”，而是“如何通过科技提升国家能力”。这意味着，国家角色正在由“支持型国家”转向“战略型国家”，而科技治理也日益由科学共同体主导的分布式治理，转向国家战略导向下的协调型治理。
4.3 科学共同体角色的变化：从共同治理者到战略体系组成部分
传统科学社会契约的重要特点之一，在于科学共同体不仅是知识生产者，同时也是国家科技治理的重要参与者。NSB、同行评议体系以及大学科研共同体等制度安排，本质上都是科学共同体制度性嵌入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体现。科学共同体通过这些机制参与资源配置、战略判断与科研治理，从而在科技治理中具有相对独立的制度地位。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二期科技治理逻辑下，科学共同体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国家竞争、安全保障与关键技术战略日益成为科技治理核心目标，科学共同体日益被纳入国家能力建设与战略执行框架之中。科技治理日益强调政策一致性、战略协调与行政优先事项，而传统以同行评议、专业共同治理与制度性协商为基础的治理机制则相对弱化。
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共同体的角色正在由“共同治理者”逐步转向“国家战略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其功能日益不再只是独立知识生产与治理参与，而是日益被要求服务国家竞争、关键技术突破与战略目标的实现。这意味着，科学共同体在国家科技治理中的制度性嵌入正在发生调整，其相对独立性与治理影响力也因此面临重新界定。
因此，从合法性基础、国家与科学关系以及科学共同体角色3个维度来看，特朗普政府二期科技治理变化所反映的，并不仅仅是科技政策重点的调整，而是美国科学社会契约正在发生结构性的转向。NSB事件的重要意义，正在于它使这一长期积累的结构性变化，以一种制度冲突的方式集中呈现出来。
5 结论与启示
5.1 结论
NSB成员整体解职事件并非一次普通的人事调整，而是美国科技治理结构变化中的一个重要制度性事件。其深层意义不在于某一机构是否继续存在，而在于它反映出科学共同体在国家科技治理中的制度性地位、科技治理权力结构以及国家对科学角色的理解正在发生调整。从制度层面看，NSB事件意味着战后美国长期形成的“科学共同体嵌入国家科技治理”的制度机制开始出现弱化；从治理层面看，则反映出美国科学治理日益由强调科学共同体自治与分布式协商，转向更加突出国家能力、战略竞争与行政协调的治理模式；从更深层的科学社会契约角度看，其所体现的是科学合法性基础、国家与科学关系以及科学共同体角色的结构性变化。
5.2 发展趋势
从当前趋势看，美国科学共同体在国家科技治理中的制度地位变化未来可能出现3种不同的发展路径。第一种是“有限恢复型”，即在政治压力与科学界反弹下，NSB等机制得到重新恢复，但其权威与功能相较传统模式有所弱化，科学共同体仍保留一定制度性的参与空间。第二种是“功能性边缘化型”，即NSB形式上继续存在，但其实际影响力日益被行政协调机制与战略优先事项所取代，科学共同体在科技治理中的作用更多转向咨询性与功能性参与。这一情景也是当前最可能的发展方向。第三种则是“战略型重构型”，即美国进一步强化国家能力导向，科技治理更加集中于关键技术竞争、战略动员与行政协调，传统以科学共同体自治为基础的治理结构出现更深层调整，科技体系日益向“战略型国家能力体系”演化。
这一变化既可能带来一定现实收益，也伴随着明显风险。从积极方面看，更强的行政协调与战略集中，有助于提升关键技术领域的资源动员能力与政策执行效率，使科技体系更加直接服务国家竞争与安全目标。在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信息等领域竞争加剧背景下，这种模式能够强化国家战略协调能力，并在短期内提升重点领域突破速度。然而，其代价也可能十分明显。基础研究体系的长期稳定性、创新生态的开放性与科学共同体的制度信任可能因此受到削弱。科技治理日益围绕短期竞争与战略目标展开，也可能压缩自由探索、多元研究与高风险原创研究的发展空间，从而影响创新体系的长期韧性与原始创新能力。
5.3 启示
对于中国而言，NSB事件的重要启示，在于需要更加深刻理解国家能力建设、科学共同体自治与长期创新生态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在国际科技竞争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压力不断上升背景下，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高资源协调能力与推动关键技术突破具有现实必要性；另一方面，也必须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体系的长期稳定性、科学共同体创新活力以及开放创新生态建设。美国科技体系长期保持领先，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较长时间内较好地维持了国家目标与科学共同体自治之间的制度平衡。
因此，中国未来科技治理的重要任务，并不是在“国家能力”与“科学自治”之间进行简单二元选择，而是探索如何在强化国家战略导向的同时，保持科学共同体的制度性参与、长期研究能力与创新生态多样性，避免科技治理过度短期化、行政化与工具化。只有在国家战略能力与开放创新生态之间形成相对稳定的制度平衡，才能真正构建具有长期韧性与持续创新能力的国家创新体系。
PDF
(2438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