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创新策源地：理论逻辑、建构模式与策源路径☆

袁野; 李茗婧; 尹西明; 陈劲

doi:10.15978/j.cnki.1673-5668.20260414

科学观察 ›› 2026, Vol. 21 ›› Issue (4) :26-39 DOI: 10.15978/j.cnki.1673-5668.20260414

“十五五”科技创新专题

原始创新策源地：理论逻辑、建构模式与策源路径^☆

袁野 ¹ ,
李茗婧 ¹ ,
尹西明 ²^,^* ,
陈劲 ³

作者信息 +

Cradle of Original Innovation: Theoretical Logic, Construction Models, and Sourcing Pathways

Yuan Ye ¹ ,
Li Mingjing ¹ ,
Yin Ximing ²^,^* ,
Chen Jin 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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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是“十五五”时期实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途径。[方法/过程] 梳理了原始创新策源地的理论逻辑与科学内涵；从“创新目标-创新主体-创新过程”三维分类视角出发，剖析了任务导向型与自由探索型、机构型与集群型及区域型、基础研究型与应用型7种原始创新策源地的建设模式；从场景与市场双轮驱动、政府企业社会三侧协同、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提出了原始创新策源路径。[结果/结论] 研究结果为我国提升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Abstract

[Objective/Significance] Building a hub for original innovation is a critical pathway to achieving breakthroughs in core technologies and foster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 during the“15th Five-Year Plan”period. [Method/Process] This study begins by systematically examining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original innovation hubs. It then analyzes seven development models of“original”innovation hubs,mission-oriented versus free exploration-oriented, institution-based versus cluster- and region-based, and basic research-oriented versus application-oriented,through a three-dimensional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based on“innovation objectives‒innovation actors‒innovation processes”. Finally, it proposes pathways for advancing original innovation through the dual drivers of application contexts and markets, the tripartite collaboration of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society, and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novation, industrial, capital, and talent chains. [Results/Conclusions] This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strengthening China’s basic research and origin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the achievement of high-level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原始创新策源地 / 理论逻辑 / 建构模式 / 策源路径 / 四链融合

Key words

cradle of original innovation / theoretical logic / construction models / sourcing pathways / four-chain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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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野, 李茗婧, 尹西明, 陈劲. 原始创新策源地：理论逻辑、建构模式与策源路径^☆[J]. 科学观察, 2026, 21(4): 26-39 DOI:10.15978/j.cnki.1673-5668.20260414

Yuan Ye, Li Mingjing, Yin Ximing, Chen Jin. Cradle of Original Innovation: Theoretical Logic, Construction Models, and Sourcing Pathways[J]. Science Focus, 2026, 21(4): 26-39 DOI:10.15978/j.cnki.1673-5668.2026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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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作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载体，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是“十五五”时期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抓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原始创新策源地对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意义，2019年，在中国科学院建院70周年贺信及2021年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代表大会上指出要“加快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2]；2023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又进一步强调，需“长期稳定支持一批基础研究创新基地、优势团队和重点方向，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和基础研究先锋力量”^[3]。202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要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4]。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5]，明确将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打造为新兴支柱产业，布局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等未来产业。这一系列新论断、新要求，进一步凸显了建设原始创新策源地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中的核心作用。

“十四五”以来，我国在原始创新策源地建设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例如：北京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布局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145家，占全国总数的28%，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29个科技设施平台建成运行，在量子、脑科学等前沿领域建设10家世界一流新型研发机构；上海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强化基础研究，全力筹建国家实验室，主导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加强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全面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深圳在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方面，提出支持牵头或参与建设20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发展一批瞄准国家战略和深圳产业发展需求的新型研发机构。然而，当前我国重要科技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仍面临外部技术生态封锁与内部体系协同不足的双重挑战。一方面，发达国家通过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与联盟体系形成的“系统壁垒”持续施压，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突出；另一方面，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过程中的跨区域、跨领域、跨主体协同机制尚未健全，制约了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释放。

由此可见，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是一项复杂而紧迫的系统工程，对我国在“十五五”时期乃至更长远的未来全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进而突破科技封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决定性意义。基于此，本研究系统阐释了原始创新策源地的理论逻辑、建构模式和策源路径，为我国“十五五”时期进一步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参考借鉴。

1 文献回顾

原始创新策源地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受到学术界和政策界的广泛关注。随着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各国纷纷将原始创新策源地建设视为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的关键举措。从理论发展来看，原始创新策源地的研究经历了从单一创新主体研究向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转变，研究视角也从静态分析逐步拓展到动态演化^[6]。本研究基于现有文献，从理论内涵与范畴、建构模式与组织机制、策源路径与过程机理3个维度系统梳理相关研究成果。

从理论内涵与范畴来看，原始创新策源地是指能够持续产生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业变革的源头创新区域或机构。与传统的原始创新概念相比，原始创新策源地更强调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包括主体协同、资源集聚、制度保障等多个维度^[7-8]。此外，原始创新策源地不仅关注“从0到1”的突破性创新，也应注重创新成果的扩散效应和产业带动作用^[9-10]。从概念辨析的角度看，原始创新策源地与一般创新中心存在明显区别：前者强调源头创新能力的培育，后者则侧重于技术转化和产业化^[11]；同时，原始创新策源地也不同于技术创新策源地，其研究范畴更侧重于基础研究领域的突破^[12]。

在建构模式与组织机制方面，已有研究主要从主体结构、要素配置与发展路径等维度展开探讨。从主体结构来看，实践中形成了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国家科研机构为核心动力的知识策源模式^[13]；也出现了由科技领军企业主导需求牵引与成果转化的产学研融合模式^[14]；此外，政府引导下多元主体协同共生的网络化模式，也在上海张江、合肥高新区等地区取得显著成效。在要素配置与组织方式上，研究强调“硬”载体与“软”要素的有机结合，既要依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重点实验室等作为基础支撑^[15]，也需推动人才、数据、资本等创新要素的深度融合与高效流动^[16]，从而构建贯通“知识-技术-产业”的快速转化通道。在发展路径方面，已有研究^[17]识别出基于技术差距的链式追赶路径、面向未来产业的愿景引领路径，以及结合区域禀赋的特色聚焦路径等多种策略，提出了因地制宜开展创新策源地建设的对策建议。

在策源路径与过程机理方面，一般来说，单一主体难以独立承担原始创新的高风险与高复杂性，必须构建多主体协同的网络生态。已有研究^[18-19]表明，产学研深度融合是最受关注的创新策源路径，需打破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间的壁垒，形成以企业为技术创新主体、高校与科研机构为知识创新源头的协同机制。针对创新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有学者^[20]提出，通过构建跨行政区域的协同创新平台，促进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从而提升区域整体策源能力。此外，也有学者^[21]将策源过程视为一个知识螺旋上升的过程，包括原创孕育、灵感激发、原创产出和成果扩散4个阶段。强调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持续互动与转化，要求在不同阶段配置相应的资源与政策工具：完善以信任和绩效为导向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22-23]；推广“揭榜挂帅”“赛马”等项目组织机制^[24-25]。通过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治的生态，运用法治化、市场化手段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26]。

综上所述，相关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在理论体系方面，当前研究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理论框架，各学派观点分散且缺乏有效整合，对原始创新策源地的内涵界定、功能定位与运行机理等基础性问题仍存在分歧。特别是在阐释知识生产、价值创造和辐射带动等核心功能之间的内在联系时，现有理论难以提供完整的逻辑链条。此外，原始创新策源地与“科技创新策源地”“原创技术策源地”概念之间存在边界重叠，核心概念较为模糊，导致理论内涵与定义边界不够清晰，相关概念常被混用或滥用。第二，在建构模式方面，现有研究缺乏系统梳理。尽管已有研究触及了创新的不同侧面，但未能系统性地从创新目标、创新主体与创新过程等多维视角，提炼和归纳原始创新策源地的典型建构模式，致使研究视角呈现碎片化。第三，在策源路径方面，多数研究侧重于剖析单一策源路径的构成与作用，未能将不同路径置于一个完整的系统框架内，对政府、市场和社会在策源地建设中的角色定位及互动关系研究尚不深入。同时，现有成果多聚焦于宏观层面，对原始创新策源地高效运行的内在制度逻辑、治理结构及协同机制缺乏深入探讨。基于此，本研究从理论体系、建构模式和策源路径3个维度系统深化原始创新策源地的研究，旨在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策源能力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2 理论逻辑

2.1 理论内涵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创新范式变革的背景下，“原始创新策源地”作为一个兼具政策导向性与理论探索性的术语，逐步成为科技创新体系重构中的关键议题。

1989年，Freeman^[27]认为，处于系统核心的“知识源头型组织”在推动技术变迁与范式更替中具有关键作用。2004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将此类平台界定为“前沿知识供给中心”，强调其在基础科学问题识别、原创性技术突破与路径拓展中的结构性功能。Etzkowitz等^[28]提出的“三螺旋模型”揭示了大学、产业与政府三方在原始创新孕育中的协同互动机制，是支撑原始创新策源的重要制度基础。202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报告指出，未来科技源头组织必须具备跨学科整合能力、持续性探索能力与产业体系耦合的组织机制^[29]。李振东等^[30]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对“原始创新策源地”的功能定位与系统机制的探讨，认为原始创新策源地不仅是原创性成果的发生空间，更是具有高强度知识整合能力与制度调控能力的战略平台，应实现从“知识源点”向“系统中枢”的功能跃迁^[31]。其不是某一单一机构的代名词，而是以问题导向为核心、以跨学科协作为手段、以组织生态与制度机制为支撑的复合型创新系统。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原始创新策源地是指能够持续产生原始创新成果和创新辐射效应的一类特定创新载体或空间集合。如图1所示，原始创新策源地以国家战略需求或科学前沿为牵引，依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科研机构和科技领军企业等核心力量，通过高效的知识生产体系、创新要素配置体系与成果转化体系，形成对原始创新活动的强大集聚力、策动力和辐射力，进而成为引领科技进步和产业变革的源头性战略高地。从词源构成来看，该概念内蕴“源”与“策”2大核心要件。“源”是策源地的基础和根本，强调其作为知识、技术与人才的“源头活水”，它既指向以基础研究为主要途径的新知识、新原理的“从0到1”原创性突破，也包含了创新要素的长期积累与高密度集聚。“策”是策源地的机制与行动，体现为通过有组织、系统性的制度安排来激发活力、通过重大科学计划来引领方向、通过协同网络来辐射成果，使原始创新从偶然走向必然。

原始创新策源地的核心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显著的原始性，能够在前沿基础研究或高技术领域实现“从0到1”的突破，如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首次观测；2）具备强大的引领性，不仅产生学术新思想、科学新发现，还能开辟产业新方向，如高温超导研究带动第四代核电技术发展；3）具有明显的系统性，通过“主体创造-成果产出-基础支撑-环境保障”的多维协同，形成创新要素集聚、知识流动高效的创新网络；4）具有广泛的辐射性，其创新成果能通过技术扩散、产业联动等途径产生广泛外溢效应，如北京中关村对全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带动作用。

2.2 概念辨析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祝贺中国科学院建院70周年的致信中首次正式公开提出“原始创新策源地”的重要论述，参考学术界和产业界相关的研究^[12,32]，“原始创新策源地”常与“原创技术策源地”及“科技创新策源地”等表述并存。在实践中，三者存在概念交叉、范畴叠加等情况。因此，结合我国“十五五”时期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目标，进一步对相关概念进行辨析（表1）。

3 建构模式

原始创新策源地作为孕育颠覆性突破的系统性载体，其内在结构与运行逻辑呈现显著的多维特征。为深入解析其复杂性与多样性，从创新目标驱动模式、创新主体组织形态及创新链功能定位3个核心维度，原始创新策源地的建构模式与国内外典型代表见表2。创新目标维度揭示了原始创新策源动力主要依靠国家战略牵引和科学家好奇心驱动；创新主体维度聚焦于资源整合与协同创新的空间组织模式；而创新链维度则区分了策源活动在知识探索前沿与原理首次应用转化中的核心价值取向。

3.1 模式1：创新目标视角

从创新目标导向视角看，原始创新策源地依据其核心驱动力，可区分为任务导向型与自由探索型2种基本模式。二者在目标约束强度、组织协同机制与风险容忍度上呈现显著差异，深刻影响着原始创新的生成逻辑、突破路径与成果属性，创新目标视角构建模式如图2所示。

任务导向型原始创新策源地以国家战略需求、产业瓶颈或重大工程目标为牵引，通过顶层设计与资源整合，组织多学科力量定向攻克原理级难题^[33]。其核心特征体现为强目标约束性、工程化协同机制与动态风险管理。强目标约束性聚焦资源于特定方向，驱动效率优先，保障在有限周期内产出可验证的原始突破^[34]，例如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依托工程化协同机制，通过任务分解与系统集成，有效提升复杂系统的攻关能力与运行可靠性。然而，强目标约束亦可能压缩非共识性探索空间，路径依赖风险增加，削弱了科研人员在未知方向上进行试错与偶然发现的能力。因此，任务导向型策源地在实现战略目标的同时，需兼顾创新灵活性，以避免创新瓶颈和技术固化。

自由探索型原始创新策源地旨在为科学家提供免受外部目标干扰的环境，支持基于好奇心与学科直觉的非定向研究。其核心特征在于目标开放性、高度自主性^[24]与高容错机制。目标开放性与高度自主性最大化了研究自由度，为颠覆性技术的发现提供了关键载体；高容错机制则保障了高风险、长周期探索的可持续性。例如，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机构鼓励科学家基于个人兴趣和科学前沿直觉提出研究课题，而非完全围绕国家预设的“项目指南”开展工作。研究人员在选题、团队组建和研究路径上享有极大的自主权。由此可见，自由探索型策源地需要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与激励体系，平衡探索与应用，促进基础科学与技术转化的良性循环。

综上所述，任务导向型与自由探索型2种模式各有优势与局限，在实践中，2种类型的原始创新策源地都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和机制创新，实现战略目标驱动与科学自由探索的有机结合，以最大化原始创新的突破潜力和社会经济价值。

3.2 模式2：创新主体视角

从创新主体结构视角来看，原始创新策源地依据其组织形态与空间尺度，可划分为机构型、集群型与区域型3类。3类主体在资源聚合方式、空间邻近性、治理复杂性与创新风险承担机制上呈现系统性差异，深刻塑造着原始创新的组织模式、知识流动效率与系统整合能力（图3）。

机构型原始创新策源地以单一法人实体为核心，依托内部知识内生循环实现基础研究积累与技术发明转化的闭环迭代。其核心特征体现为资源高度内聚性、治理结构单一性与风险内部化。高度内聚的资源（高端人才、前沿设施）与统一的治理机制（如产权激励、成果导向评价）保障了创新决策效率与资源整合深度，有利于聚焦特定领域实现持续突破。例如，清华大学成像与智能技术实验室依托校内一体化治理机制，集聚交叉学科科研力量，依靠科研人员长期坚守持续开展颠覆性基础研究，完成从原理探索到仪器成果产出的内部创新循环。

集群型原始创新策源地则基于特定地理空间（如科学城、高新技术开发区），通过多类主体（高校、院所、企业）的地理邻近性形成创新聚合体。其核心特征在于主体多元共生性、地理邻近驱动性与知识跨界流动性。地理邻近显著降低交互成本，依托联合实验室、技术转移平台等载体，加速隐性知识触发与跨界融合，有效破解“创新孤岛”^[35]。例如北京怀柔科学城、上海张江科学城、合肥滨湖科学城等，均以大科学装置集群为核心，集聚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研院所与科技领军企业，形成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联动的空间协同模式。其中合肥高新区“量子大道”集聚30余家量子科技企业，形成覆盖量子通信、计算、测量的完整产业链。该模式通过多主体融合共生、联合实验平台建设和一体化转化机制，实现基础研究与产业界的快速衔接。

区域型原始创新策源地在更大空间尺度（城市群、省域）上运作，构建跨行政区划的多主体协同网络，强调制度创新纽带与战略生态共建。其核心特征表现为战略目标引领性、制度协同复杂性与基础设施共享性。通过顶层设计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提供前沿研究的战略支撑，并依托密集的创新主体网络，例如：京津冀地区汇聚了顶尖高校、科研院所和国家级实验室，是基础研究的“富矿”；粤港澳大湾区集聚7.6万家高新技术企业，实现规模化资源整合与市场联动；长三角G60科创走廊通过跨区域整合创新资源，推动跨区域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随着创新复杂性与系统性的不断提升，机构型、集群型与区域型3类原始创新策源地之间已呈现出显著相互融合与协同演化的趋势。在这一多层次体系中，机构型策源地作为知识生产与技术突破的基本单元，承担着前沿探索与原理攻关的基石作用；集群型策源地凭借地理集聚与多元主体优势，为机构间的跨界协作与知识转化构建起关键平台；而区域型策源地则在更宏观的尺度上，通过制度协同、战略规划与资源整合，为前两者的高效运作提供系统性支撑。

3.3 模式3：创新过程视角

从创新过程视角来看，原始创新策源地依据其核心功能与价值导向，可划分为基础研究型与应用型2类基本范式。二者在知识属性、目标约束与价值实现路径上呈现根本性差异，深刻塑造原始知识的生成逻辑、转化效率与系统嵌入方式（图4）。

基础研究型原始创新策源地聚焦自然界基本规律与原理性认知的突破，以前沿知识探索为根本目标，不受特定应用场景约束^[24]。其核心特征体现为目标非定向性、知识缄默性与长周期累积性。目标非定向性能够为学术自由度提供最大化空间；知识缄默性则决定了核心研究认知与深层学术经验难以被标准化编码、跨主体快速复制，高度依附于科研团队的代际传承，无法通过短期资源投入直接习得；长周期累积性则决定了重大原创突破往往建立在数十年的持续积淀之上，成果的科学价值与应用潜力释放存在显著滞后性，难以在短期内形成可量化的显性产出。例如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高温超导研究团队长期开展非定向基础探索，以超导微观机理的原理性突破为核心目标，四十余年持续积淀，产出多项重大原创成果。

应用研究型原始创新策源地致力于将科学原理转化为颠覆性技术原型或解决方案，以需求驱动为价值锚点^[36]。其核心特征在于问题导向与市场需求。问题导向性聚焦资源于关键技术突破（如工程实验室的器件开发、企业研发部门的原型试制），通过工程化路径加速原理验证；市场需求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耦合，加快成果转移转化。随着科技创新复杂性的提升，2类策源地呈现双向渗透与协同演进趋势。基础研究型需强化前瞻性应用潜力识别，应用型则需深化底层原理反哺。构建“基础-应用-产业”知识闭环的融通机制，将成为优化原始创新全链条效能的关键路径。

4 策源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为原始创新策源地的策源路径与制度安排提供了根本遵循。本研究从“双轮驱动-三侧协同-四链融合”三维框架解析其战略逻辑与运行机制（图5）。具体来看，场景与市场“双轮驱动”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动力保障；政府、企业、社会“三侧协同”是整合全域创新资源的组织基础；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是提升系统效能的核心路径。

4.1 双轮驱动：场景+市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丰富应用场景，培育更多世界一流企业和领先技术，把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统一于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37]。这表明，推动科技自立自强既依赖于真实应用场景的牵引和验证，也离不开市场在要素优化配置、技术转化和主体激励中的机制作用。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强调“深化拓展‘人工智能+’，促进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5]。智能经济的本质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驱动原始创新成果向规模化应用加速转化。在这一背景下，应用场景的牵引作用被进一步放大：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的实施，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原始创新提供了关键基础设施支撑；智能体、智能终端等新产品的规模化落地，既牵引着人工智能底层技术的原始创新方向，也为成果验证提供了真实、复杂、动态的“试验场”。场景与市场的深度融合，正在从“单向驱动”升级为“双向赋能”，形成更具活力的智能经济创新生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原创性技术要‘从0到1’，从实验实现转化，而不是停留在论文阶段。以后还要把‘1’拉长、推进”。场景为市场指明了价值创造的方向，而市场则为场景的构建与拓展提供了资源配置的动力与可持续性，共同构成了策源地从问题发现、技术攻关到价值实现的闭环生态，驱动原始创新持续涌现，二者在原始创新策源地中形成深度融合、互为支撑的协同关系，为构建高效、开放、可持续的创新生态系统奠定基础。

应用场景驱动原始创新策源地的机理主要体现在3个层面。首先，应用场景通过为原始创新策源地提供明确的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驱动创新策源地的形成与发展。具体而言，场景能够将国家战略、产业痛点与用户需求转化为具体的创新任务，引导科研机构与科技领军企业等聚焦真实问题开展源头性、颠覆性技术攻关，避免创新脱离实际^[38]。这种以场景为载体的创新模式，有效解决了技术与市场“两张皮”的问题，提升了原始创新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其次，应用场景通过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创新生态，为原始创新策源地提供组织与资源保障。在场景驱动下，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用户等主体形成创新联合体，共同参与场景构建、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这种开放、协同、共生的创新生态，不仅促进了知识、技术、数据、资本等要素的高效流动与整合，还增强了创新系统的韧性与适应性。最后，应用场景通过提供真实的试验环境与反馈机制，加速原始创新成果的迭代、验证与推广。尤其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领域，场景驱动的人机协同与数据飞轮效应，显著提升了创新效率与成果转化速率，赋能新质生产力持续涌现。

与此同时，市场驱动在原始创新策源地运行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其功能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首先，在要素优化配置方面，市场通过价格信号、资本流动和技术竞争等机制，引导创新资源向最具潜力和价值的领域高效流动。市场机制促进资金、人才、技术和信息等创新要素的合理配置和动态调整，提升原始创新所需资源的灵活性和响应速度，增强创新体系的活力和韧性。其次，在技术转化方面，市场机制推动科技成果快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促进创新产品和技术的规模化应用。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不仅参与技术研发，更在成果转化和商业推广中发挥核心作用。通过竞争驱动和风险资本支持，市场机制加快了技术的试错、优化和迭代过程，提升创新成果的成熟度和市场价值。最后，在主体激励方面，市场机制调动企业、科研机构及其他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形成多元协同的创新格局。

4.2 三侧协同：政府+企业+社会

原始创新策源地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政府、企业和社会3大主体的协同互动。其本质是将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深度融合，在政府与市场、主体与要素之间构建协同推进的复杂系统，以实现“从0到1”的原始突破和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转化的高效联动。

首先，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科技政策、规划重大科技专项、提供科研资金和基础设施支持，保障原始创新的长期投入和制度稳定性。同时，政府承担着优化创新环境、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推动产学研结合和构建开放包容的创新平台的职责。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与评价机制，政府促进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多方利益的协调，保障策源地的战略导向和政策连续性。

其次，科技领军企业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市场应用中承担关键角色，尤其是在需求牵引、技术路线选择和创新投入决策方面具有自主权和灵活性。例如，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联合体^[39]，整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通过研发合作、中试验证等方式推动前沿技术突破与新产品开发，为原始创新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升级提供动力支持，实现科技价值的有效释放。

最后，社会通过塑造尊重知识、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文化价值观，构建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公众参与、学术交流和多元合作网络促进了知识的开放共享与跨界融合。此外，社会组织、媒体及第三方机构在科普传播、政策监督和社会资本引导等方面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提升策源地的透明度和活力，增强公众对科技创新的认同感和参与感。

综上所述，政府侧提供政策引导与制度保障，企业侧驱动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社会侧营造创新文化与支持环境，三者通过优势互补和协同作用，共同构建起促进原始创新持续发展的良性生态系统^[40]。

4.3 四链融合：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

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两会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力争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科技制高点上实现新突破，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上探索新途径”^[41]。这不仅为我国构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指明了方向，也为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提供了系统性制度逻辑与实践依据。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是实现原始创新策源地高效运行与持续演化的关键机制。

首先，创新链实现了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突破与成果转化之间的系统联通^[42]。通过构建以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研机构和科技领军企业等为主体的协同体系，推动原始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和未来产业需求之间的深度对接。基础研究承担理论创新使命，技术攻关推动原理向应用的跃迁，企业参与确保研究成果具备转化路径与落地条件。

其次，产业链对创新链具有“承载”和“牵引”双重作用。虽然原始创新的初衷并非直接实现产业转化，但其成果最终需通过产业链实现技术验证、迭代和商业扩散，并且传统产业集群通过嵌入全球知识网络、引入外部颠覆性技术，能够实现产业链的升级与创新^[43]。产业链体现了先导产业发展逻辑顺序环节的有机组合，是创新成果变现与结构演进的重要通道。原始创新若缺乏产业链的反馈机制，将可能陷于“象牙塔式”的空转。因此，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把科技创新真正落到产业发展上并使其成为支撑策源地持续运行的必要路径。

再次，资金链为原始创新策源地高风险、高不确定性提供了重要保障。例如，财政资金通过基础研究资助、科研计划支持和税收激励提供长期稳定投入；金融机构、投资基金和社会资本则参与中试验证、成果孵化和产业化推进环节。通过财政资金托底、风险资本引导与政策工具协同，构建起覆盖“技术成熟度不同阶段”的资金供给机制。

最后，人才链是原始创新策源地建构的核心资源。原始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在于具有战略科技思维、前沿探索能力的人才队伍。从微观层面看，教育与经验的多样性对团队创造力至关重要，而社会网络在经验与能力维度上可能产生替代或调节效应，这表明人才链建设需关注团队构成和知识互补性的系统影响^[44]。当前，我国仍面临“人才创新效能薄弱、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的现实瓶颈，因此强化人才链建设成为补齐原始创新策源能力短板的关键。通过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高技能人才，构建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实践的雁阵型人才结构。同时，构建以“引才、育才、用才、留才、聚才”为核心的人才开发机制，推动人才在科研平台间合理流动，提升原始创新策源地的整体效能。

四链融合机制以“链条打通”取代“要素孤岛”，推动“知识-技术-产业”之间的系统流动。创新链贯穿基础研究与原型研发，产业链承接技术成果并导向产业集成，资金链保障不同阶段的投入需求，人才链提供组织动能与能力基础。其中，需重点强化科技领军企业的资源配置，使其成为贯通创新链、链接产业链、融合资金链与人才链的核心枢纽^[45]。这一机制不仅是原始创新策源地实现高效运行的组织基础，也是新时代科技体制机制创新的关键抓手，有力支撑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新质生产力培育目标的实现。

5 结论与启示

5.1 结论与贡献

本研究围绕原始创新策源地的理论逻辑、建构模式与策源路径展开系统探索，初步厘清了“原始创新策源地”与相近概念的边界差异，构建了“创新目标-创新主体-创新过程”三维建构模式，并提出“双轮驱动-三侧协同-四链融合”的策源路径，为破解我国原始创新策源地建设中存在的协同不足与转化脱节等现实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主要研究结论与贡献如下。

从理论逻辑来看，原始创新策源地是指能够持续产生原始创新成果与辐射效应的特定创新载体或空间集合。它以国家战略需求或科学前沿为牵引，依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科研机构和科技领军企业等核心力量，通过知识生产、要素配置与成果转化3大体系，形成对原始创新活动的强大集聚力、策动力与辐射力，成为引领科技进步与产业变革的源头性战略高地。

从建构模式来看，原始创新策源地的分类模式应该包括3个视角，即创新目标视角、创新主体视角和创新过程视角。1）从创新目标视角，分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任务导向型、依托科学家好奇心驱动的自由探索型。2）从创新主体视角，可分为单一法人运行的机构型、地理邻近集聚的集群型、跨区域统筹布局的区域型。3）从创新过程视角，可分为深耕原理发现的基础研究型、聚焦技术落地的应用型。这3类模式并非相互割裂，而是呈现嵌套与协同演化关系，共同构成原始创新策源地的复杂系统架构。

从策源路径来看，“双轮驱动-三侧协同-四链融合”的制度框架为原始创新策源地提供了系统化的实践支撑。1）双轮驱动强调应用场景与市场的深度融合。依托海量真实应用场景挖掘创新需求、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实现创新价值，形成双向赋能的创新动力机制。2）三侧协同整合政府、企业与社会3大主体功能。分别发挥政策制度保障、技术转化攻坚、创新生态培育的差异化功能，凝聚全域创新合力。3）四链融合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与人才链的深度贯通。打通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堵点，夯实原始创新持续涌现的底层支撑。

5.2 启示与建议

第一，实施多元分类的创新政策引导，因地制宜构建原始创新策源地体系。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部署实施一批重大科技任务，强化任务驱动型策源地建设；持续优化创新氛围，鼓励自由探索，培育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策源土壤。加快完善区域创新布局，支持各地依托比较优势建设区域科技中心与产业创新高地，形成机构型、集群型与区域型策源地协同发展的多层次体系。围绕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等未来产业，建立覆盖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到产业化全过程的投入保障体系，探索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保险补充的风险分担模式。加快布局概念验证与中试平台，推动重大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构建从科学原理突破到产业化应用的贯通路径，强化应用研究型策源地能力。

第二，以“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为契机，强化场景牵引与市场驱动的良性互动，激发原始创新内生动力。一方面，深化拓展“人工智能+”，促进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加快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原始创新提供算力底座；推动智能体、智能终端等新一代人工智能产品在重点行业规模化应用，培育智能原生新模式新业态，以规模化应用牵引原始创新迭代升级。另一方面，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通过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促进供给与需求高水平动态平衡，从而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形成对原始创新成果的强大吸附力和价值实现通道。

第三，加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国家整体创新效能。完善新型举国体制，采取超常规措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进行全链条布局与攻坚。持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产业创新综合体、更多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攻关任务，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

第四，强化“四链”融合，筑牢策源地发展根基。面向未来产业和颠覆性技术领域，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强化企业在供需对接、成果转化中的枢纽作用，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断点堵点。发挥积极财政政策效能，优化科技投入结构；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等多元业态，构建覆盖创新全生命周期的资金支持体系。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立健全协同机制，强化规划衔接与资源统筹。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依托重大任务培养造就一批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实现人才自主培养与科技自立自强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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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我国企业打造数智技术原始创新策源地的协作模式与路径研究”(23XGL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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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2026-08-15
Online Date
2026-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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