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科技作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通过动员和组织科技工作者参与重大科研项目、技术创新活动等可以提升国家的科技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向，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勇做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排头兵”
[1]。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科协”）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肩负着组织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科协要肩负起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桥梁和纽带的职责，坚持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更广泛地把广大科技工作者团结在党的周围，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优良学风”
[2]。由此可见，面向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动员探究对于促进科技创新与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及党和政府科学决策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具体而言，面向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动员既能够精准识别需求并引导资源向高创新活力领域与人才集聚以优化配置效能，又能突破传统物质动员范式，通过激发内在动机、尊重主体自主性释放人才创新潜能，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从理论层面看，当前学界针对面向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动员的研究较为稀缺，但还是有一些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科技人才流动对科技动员的影响研究
[3-6]，研究表明，科技人才流动通过促进知识共享、技术扩散与国际合作显著强化科技动员效能，但过度流动可能导致关键领域人才流失，需要政策平衡开放与自主创新；二是知识动员与科技动员的相关研究
[7-8]，研究表明，知识动员通过促进知识的传播、转移、转化与整合，在科技动员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推动科技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创新能力的提升；三是科技动员与国防建设的相关研究
[9-11]，研究表明，科技动员对于增强国防建设方面的整体效能和适应现代战争需求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当前学者们在科技动员的特定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当前学界鲜有从科技动员的模式、现存问题及机制等方面具体探究面向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动员这一议题。相较于传统研究中侧重于国家层面战略规划、资源配置的宏观科技动员，本研究视角将关注点从“物”的资源转向“人”的能动性，强调科技工作者不仅是动员的对象，更是动员得以实现的主体。而目前在实践中科技动员的模式及其机制是怎样的仍不清晰。鉴于此，探讨面向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动员的实践模式及运行机制，在实施中面对的问题及优化策略是本研究的核心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本研究对S省科技动员的实施现状进行深入调查，全面探究面向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动员模式及运行机制，系统识别和分析当前科技动员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优化策略，以期为科技动员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建议。
1 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1.1 概念界定
（1）科技动员。本研究结合张纪海等
[10]、李学通
[11]的相关研究，将科技动员界定为科协组织在充分发挥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纽带作用的基础上，与政府、高校、企业等多元主体通力协作，通过政策引导、项目驱动、组织赋能等方式，动员科技工作者投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大科研项目、科技成果转化、科学普及与科技组织建设等科技活动，以激发创新活力、汇聚智力资源、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系统性过程。
（2）科技工作者。本研究结合研究人员
[12-14]已有观点，将科技工作者界定为实际从事系统性科学和技术知识的产生、发展、传播和应用活动的劳动力，涉及自然科学、工程和技术、医学、农业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等多个领域，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科技活动人员、科研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等不同层次的人员。
（3）面向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动员。结合相关研究文献和上述观点，本研究将面向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动员界定为“以激发科技工作者创新潜能为核心目标，通过特定的组织模式与运行机制，引导和激励科技工作者主动、高效地融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过程”。这一视角旨在揭示动员机制如何切实影响科技工作者的行为与决策，从而为优化动员策略、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
1.2 分析框架
本研究主要借鉴王鹏
[15]的相关研究，构建了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
图1），以综合考量在科协组织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下，当前科技动员的实践开展情况。基于实地调研和相关研究文献，本研究首先将复杂的科技动员实践归纳为3种典型模式：以行政系统为核心的“塔形”模式、以科研项目为枢纽的“伞形”模式和以精英组织为节点的“环形”模式。进而，根据机制设计理论与目标设置理论，构建了一个包含“运行-动力-保障”3大机制的分析维度。
具体而言，本研究基于机制设计理论，聚焦科技动员中“运行-动力-保障”3大核心机制的规则构建与效率优化，通过明确各机制的功能定位（运行机制保障流程顺畅、动力机制提供持续动能、保障机制筑牢基础支撑），确保动员活动在多元主体协同中实现资源高效配置与目标精准落地；同时，结合目标设置理论，强调科技动员需围绕激发科技工作者创新潜能这一核心目标，通过清晰化、差异化的目标设定（如适配不同群体的参与目标、契合国家战略的发展目标），协调动员主体与科技工作者的利益诉求，使自上而下的动员导向与自下而上的参与意愿形成合力，为3类动员模式的机制分析与问题拆解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本研究中运行机制聚焦科技动员“如何运作”的核心流程与互动方式（如信息传递、资源协调），核心是确保动员活动的顺畅执行。动力机制聚焦驱动科技动员“为何发生与如何持续”的内在驱动力，涉及激发和维持科技动员主体和动员对象参与意愿与行动积极性的因素和系统，核心是提供动员的能量与方向。保障机制聚焦为科技动员“提供基础支撑与风险应对”的条件与环境。这包括确保动员活动得以顺利开展并应对潜在挑战所需的资源供给、制度安排和风险管理，核心是提供基础支持与稳定性。
本研究在对每种模式的运行机制、动力机制及保障机制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炼出模式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了相应的优化策略，以期优化科技动员的实践效果，提升科技动员的整体效能。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实地调研、官方统计数据及相关政策文件。具体而言，2024年7—8月，本研究对S省（S省作为科教大省，拥有百余所高校、千余家科研机构，科技工作者总量居全国前列）28家科协组织机构进行了深入调研，一方面，通过对各组织机构的科技工作者进行一对一的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来了解科技动员的相关内容，累计访谈时长约3000 min，整理访谈纪要共计10万余字；另一方面，本研究还通过收集官方文件、新闻报道等多种途径获取相关政策文件。数据收集完毕之后，将数据进行分类、编码，并进一步结合本研究的分析框架进行分析，总结研究结论与研究发现。
2 面向科技工作者的3类科技动员模式提炼及机制分析
面向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动员，其核心在于构建能够有效激发并汇聚科技工作者个体智慧与群体力量的机制与路径。当前，这一动员实践呈现出科协组织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与其他主体共同推进的特点。具体而言，科技动员的主体包括政府层面的科技部门、教育部门、知识产权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人事部门、组织部门、人才工作部门、工商联部门，非政府层面的高校、企业、研究所、学会和其他各种创新主体，如新型研发机构和产业联盟等，通过科协组织搭建的合作平台形成复杂动员网络（
图2）。而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科技工作者（包括高校教研人员、研究生，企业研发工程师、技术专员，研究所研究员、工程师，学会科学家、技术推广专员，产业联盟技术委员会专家、研发项目负责人等）则是这一网络的核心参与主体，3类动员模式通过差异化路径将各类科技工作者纳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以推动科技动员实践的开展。通过调研，可以总结归纳出当前科技动员的3类模式及其对应的机制。
2.1 基于行政动员的“塔形”模式及机制分析
该模式以行政系统为核心，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强制执行，形成层级分明的动员网络，确保科技动员活动的高效执行（
图3）。具体而言，该模式由科技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教育部门等多个行政部门协同推进，依赖行政隶属关系形成自上而下的信息流，能够快速调动各方资源，确保科技动员活动的顺利进行。这种动员模式依赖于各动员主体的强制性权力和强大的行政组织体系，通过强有力的执行力确保动员主体的各下属基层组织能够积极响应和支持所开展的各项科技动员活动，从而达到对科技工作者进行全面科技动员的目的。以2024年上半年的双百工程为例，省级科协通过行政力量征集了562个项目，其中高校科协贡献了247个项目，企事业单位科协贡献了315个项目，涉及116家推荐单位。这一过程不仅提升了项目的申报数量和质量，而且体现了“塔形”模式在确保相关政策执行和科技工作者参与度方面的核心作用。该模式的优势在于，能为科技工作者提供清晰的政策导向和稳定的资源保障，尤其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中，能快速汇聚力量。
在“塔形”模式中，主要以政策压力和考核指标为核心驱动力。具体而言，政府以科技政策和行政命令为主要驱动力来推动动员工作。政府行政体系对科技动员的态度（即其意愿的强烈程度）会影响科技动员的效果强弱，该体系所设定的动员重点也会影响科技动员的方向。“塔形”模式发挥效力的保障机制是组织隶属关系、权力的强制作用，以及健全的政府内部行政组织体系和内部各方成员对权力的遵循。与“伞形”模式和“环形”模式相比，“塔形”模式的运行机制高度依赖行政层级，动力主要源于外部压力而非内在激励，保障机制更强调组织控制。
2.2 基于项目动员的“伞形”模式及机制分析
该模式以科研项目（如“揭榜挂帅”“揭榜挂帅”科技项目、重点研发项目、“科学家+工程师”项目、未来女科学家计划等）为枢纽，通过招标和申报吸引参与者，形成多主体协作网络（
图4）。这种模式围绕项目生命周期运作，信息流多向但易出现信息孤岛，依赖项目平台协调，灵活性高但合作松散。“伞形”模式的核心在于通过项目本身的吸引力和利益驱动机制，激发科技工作者的科研兴趣和参与热情。具体来说，该模式涉及的主要动员主体包括科协组织、科技部门、教育部门等相关主体，也包括高校、企业、研究所、学会和其他各种创新要素（如新型研发机构和产业联盟等）。其基本特征是在既定的时间和资源的约束条件下完成具有明确预期目标的任务。“伞形”模式与“塔形”模式最大的不同在于科技工作者可以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决定是否参与，能够激发科技工作者的科研兴趣和参与热情，促使参与者主动参与并从中获益，最终达到科技动员的目的。例如，积极筹备如技术交易大会和科创三赛等活动，以此动员科技工作者参与科技创新。省科协与多个厅局、高校和企业进行调研对接，形成了技术交易大会的初步工作方案，并围绕省内重点产业方向对产业联盟进行初步筹划。这些举措体现了“伞形”模式在激发科技工作者创新活力方面的作用。该模式尊重科技工作者的自主选择权，通过项目竞争机制为有能力的个人或团队提供脱颖而出的机会，有利于激发其内在科研兴趣。
“伞形”模式的动力源于项目利益（如经费竞争）和资源共享，科技工作者的参与基于其选择性投入（如“可决定是否参与”）。区别于“塔形”模式的行政强制和“环形”模式的精英辐射，“伞形”模式以项目吸引力为纽带，运行更具弹性，动力机制主要依赖于利益驱动而非政策压力。与“塔形”模式以及“环形”模式相比，“伞形”模式的保障体系依赖于项目管理体系的规范化运作，更强调市场化机制的作用，有效性依赖项目信息公开度、资源分配公平性及跨主体协调顺畅性。
2.3 基于精英动员的“环形”模式及机制分析
该模式是以精英组织（如优秀科协组织）为核心，通过经验分享和示范效应辐射基层，形成信任型网络（
图5）。在这种模式下，精英组织作为核心，通过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信息流由中心向外辐射，依赖座谈会等非正式沟通，示范性较强。以S省科协为例，可以通过“精英”科协组织（例如X大学科协、HK学会等优秀科协组织）的专业能力和人脉资源来推动科技动员工作。优秀代表通过经验分享会、能力培训会等方式来分享其成功经验，辐射带动其他学会的发展。通过精英组织的示范效应和辐射带动作用，可以实现基层组织间的有效联动和资源共享，促进全省科协系统的协同发展。企事业科协工作座谈研讨会的举办，是精英动员模式的一个典型案例。会议聚焦组织建设与业务融合发展，邀请了部分地市科协以及优秀企事业科协代表作典型发言，分享他们的经验和做法。这种通过优秀代表的经验和做法来激励和引导其他科技工作者的方式，有效促进了科技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升了科协组织的凝聚力和影响力。该模式通过榜样示范和同行评议，为科技工作者（尤其是青年科技人才）提供了宝贵的学习和成长路径，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学术生态。
在“环形”模式下，动力源于精英声望和示范效应，科技工作者的参与是基于自愿学习而非利益驱动。同时，精英组织自身对科技动员的认知、意愿与动员组织能力也t是“环形”模式的重要动力。此外，动员主体对精英组织开展经验分享的引导也是该模式不可缺失的条件，通过动员主体的正确引导，可以吸引更多的基层科技组织向精英组织学习，更好地发挥精英组织的辐射带动作用。在保障机制方面，基层组织对精英组织动员的响应是“环形”模式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这离不开各基层组织间在日常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特殊信任。与“塔形”模式和“伞形”模式不同，“环形”模式的机制以信任、声望等为基础，运行机制强调非正式网络而非行政或项目结构，动力机制内生于组织魅力而非外部激励。
2.4 不同动员模式之间的比较
综上所述，“塔形”模式以“行政权力”为轴心，“伞形”模式以“项目利益”为枢纽，“环形”模式以“精英信任”为基石，3种动员模式在各自的运行机制、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上均有差别（
表1）。从适用场景来看，3种模式各有侧重，可与国家不同战略需求相匹配。“塔形”模式凭借其强大的行政组织力和资源调配力，在践行新型举国体制、开展重大科技攻关（如航天、核电等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工程）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能确保国家意志的快速贯彻和战略目标的达成。“伞形”模式具有灵活性和利益驱动性，更适用于市场导向明确的技术创新、未来产业培育和“揭榜挂帅”等竞争性科研项目，能有效激发多元主体的创新活力。“环形”模式则长于营造创新文化、培育科研梯队，在需要长期积累、依赖人才和知识溢出的基础研究、前沿探索（如未来技术）领域，以及涵养优良学风、弘扬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关键作用。在实践中，三者并非割裂，而是常常交织互补，共同构成国家创新体系的动员网络。此外，“塔形”模式以行政系统为核心，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或委派形式快速调动资源，时效性强，但灵活性不足。“伞形”模式围绕科研项目，依靠利益驱动和资源共享吸引参与者，灵活性高、参与度强，但需要建立公平的资源分配制度，以预防项目动员不公平的风险。“环形”模式依托精英组织的经验分享和示范效应，强调示范性和辐射带动，促进基层联动，但需要确保精英组织与基层组织之间的沟通和协作，避免过度依赖少数精英。
3 3类科技动员模式存在的问题分析
尽管3种模式在动员科技工作者方面各有优势，但其运行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最终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科技工作者的参与体验和创新效能。下文将从运行、动力、保障3个机制层面，剖析这些问题对科技工作者产生的具体制约。
3.1 运行机制方面的堵点
3.1.1 缺乏动员主体与科技工作者之间的制度化沟通与合作机制
当前在科技动员的运行机制中，无论是“塔形”“伞形”还是“环形”模式，在动员主体和科技工作者之间以及各动员主体之间都存在着沟通与合作方面的问题。具体而言，在“塔形”模式动员的过程中，依赖行政指令的单向性造成沟通堵塞。政策信息主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层级传递，缺乏有效的双向反馈渠道，导致基层科技工作者理解滞后或偏差，“一刀切”的执行方式难以适应复杂多样的基层需求。在访谈中，被访谈者普遍反映缺乏与上级领导的实质性深度交流机会，导致科技工作者对政策内容理解不全面，进而影响他们对政策的响应和执行力度。SF大学科技处处长，前科协办公室主任表示：“很多时候领导好不容易来一趟，传达完相关要求，2个小时过去了，然后领导就走了，我们想反馈意见都没机会。希望领导多关心基层，多提供一些实质性或者是可以固定时间的深度交流机会”（访谈资料：G2，2024-07-28）。此外，G学会副秘书长坦言：“我们在接收到新政策通知时，有时会发现信息传递的时间较长，导致我们对政策的具体细节掌握不够充分。这种情况可能会影响我们在项目申报时的准备工作，尤其是在面对一些时间敏感的申请时”（访谈资料：X3，2024-07-16）。这凸显了行政体系内部信息流的僵化与基层声音上传的困难。
在“伞形”模式动员的过程中，项目信息孤岛问题突出，阻碍跨主体合作与问题解决。尽管项目本身具有吸引力，但项目相关的信息、资源及遇到的挑战难以在参与主体间有效流通和共享，不同项目间或项目参与方之间缺乏信息整合平台，导致合作机会流失，降低了动员效率。根据调研，不少受访者表示他们在参与科研项目的过程中会遭遇项目信息孤岛阻碍跨主体合作的问题，尽管有科技工作者所在团队表达了与其他科研机构或者高校进行更广泛合作的意愿，但因为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和合作平台而受阻，这种情况造成了在项目申报与执行阶段遇到的问题难以获得及时的反馈和解决，极大地影响了科技动员的效率和效果。X大学资产公司副总经理，原X大学科协办公室主任谈到：“比如比赛什么的，都没人通知我们，也没人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去做，想干好事情，但不知道如何下手，也没有政策倾斜”（访谈资料：G1，2024-07-12）。
在“环形”模式动员的过程中，存在精英导向的沟通偏差，忽视基层深度互动需求。虽然精英组织（如优秀学会）通过经验分享会等形式进行辐射，但与基层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群体和中小企业人员）之间的制度化、常态化沟通不足。基层渴望学习但缺乏有效对接平台，限制了精英效应的扩散范围和基层的实际获益，未能形成有效的双向学习网络。例如，某省女科技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表示：“企业内部虽然举办青年座谈会，但利用省科协平台进行类似活动的情况还是比较少的，我们也想积极向优秀组织学习，但是没有机会”（访谈资料：X9，2024-07-17）。
3.1.2 缺乏面向动员对象的区分机制
在科技动员实践中，未能充分考虑不同类型的科技工作者的需求差异，导致一些动员措施无法有效触及特定群体，降低了整体动员效果。根据调研结果，当前，在面向科技工作者进行科技动员时，并未针对不同类型和层次的科技工作者采取差异化策略。在“塔形”模式中，行政指令的普适性掩盖了个体差异性。该模式主要依靠统一的行政命令进行动员，未能根据科技工作者的层级（如资深研究员与青年科学家）、研究领域、所处机构（高校、企业、研究所）或职业发展阶段（如初期探索与成果转化期）等关键维度进行精准区分和资源倾斜。政策执行往往“缺乏差异化考量”，对广大基层科技工作者的支持相对薄弱。HK学会秘书长表示：“省内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出台了不少政策，比如《S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这些政策在原则上为科研人员提供了很多支持。然而，当我们具体到实施阶段时，就会发现政策在动员不同科研人员时缺乏差异化考量。人才毕竟是少数，针对大部分‘搬砖者’（基层科技工作者）的支持还是较少的”（访谈资料：X5，2024-07-26）。
在“伞形”模式中，也存在未能充分考虑不同层次科技工作者的需求差异的情况，阻碍了科技人才的均衡发展，尤其是对初级科研人员的培养和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使得许多具有潜力的年轻科研人员在项目初期便被排除在外，限制了他们的发展机会。例如，SF大学的科协办公室成员在访谈过程中谈到：“我们在申请一些项目时，会遇到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比如说，前段时间想申请的一个科研项目，就要求申请者有前期研究成果和研究基础，这一要求对于初入科研领域的我们来说其实是构成了一个难以跨越的门槛。比如青托项目，其出发点本来是好的，初心是雪中送炭，给青年扶上马，送一程，给人才的科研之路点个火，但现在变了，更多的是锦上添花，功利化了，更多的是头衔问题”（访谈资料：G6，2024-07-16）。
此外，尽管“环形”模式通过精英动员能够发挥优秀科技工作者的示范效应，但在实际运作中，这种模式的示范效应未能有效下沉并适配基层需求。精英组织的经验分享往往基于其自身的成功路径和高阶认知，内容可能过于深奥或脱离基层实际应用场景。分享活动缺乏针对不同层次科技工作者（如青年学者、中小企业研发人员）的分众化设计（如分论坛、工作坊），导致学习内容与基层能力、需求错配，降低了参与积极性和实际转化效果。例如，B大学科协办公室主任谈到：“我们参加很多讲座、分享会之类的活动，有的请了一堆专家，但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些漂亮话，有时候过于深奥，有些是我们根本没办法运用到工作当中的，我们也希望多开一些实在的会，就比如在这些活动中可以提供针对不同层次科技工作者的分论坛或工作坊，可以让我们的需求真正得到满足，真正达到交流学习的目的”（访谈资料：G4，2024-07-11）。
3.1.3 缺乏动员主体之间的协同机制
动员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未完全形成协同效应，这限制了跨部门、跨领域以及跨层级之间的合作效率，影响了科技动员的整体效能和协同创新的推进，也是运行机制存在的另一问题。尽管省科协在行政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动员主体之间的协同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在“塔形”模式中，部门壁垒阻碍政策的协同落地。例如，N大学科协办公室主任在访谈中提到：“在推动一项跨学科研究项目时，涉及省教育厅、科技厅和财政厅等多个部门，但由于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各部门的政策支持和资源分配可能就会出现重叠或缺口，影响了项目的顺利进行”（访谈资料：G9，2024-07-19）。
在“伞形”模式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在以项目为枢纽联结多元主体（政府、高校、企业、研究所等）的过程中，缺乏强有力的协调主体或平台来整合各方资源和行动。项目执行中易出现沟通不畅和资源分配不均，特别是在涉及跨部门、跨领域的复杂项目时，协同效率低下成为项目顺利推进的瓶颈。例如，J企业科协代表提到：“我们公司之前参与的一个政府资助研发项目需要与多个高校和研究机构合作，但当时没有统一的协调平台，项目进度经常因为沟通不畅和资源分配不均而受阻”（访谈资料：Q2，2024-07-19）。
在“环形”模式中，尽管精英科学家和研究机构在科技创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动员主体之间仍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特别是在跨学科、跨领域的科技项目中。HK学会下属L研究所科协代表谈到：“尽管优秀的省级学会和重点实验室在科研中具有引领作用，但其实在实际操作中，可能缺乏与其他科研机构和产业界的紧密合作，会导致许多有潜力的研究项目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影响力和转化效果”（访谈资料：Q4，2024-07-19）。
3.2 动力机制方面的痛点
3.2.1 缺乏动员主体之间的目标整合机制
在科技动员过程中，不同动员主体间的目标设定存在不一致性，难以形成统一的战略方向，从而削弱了动员活动的整体效果。在“塔形”模式中，行政体系内部存在层级目标偏差（如省级宏观规划与基层执行脱节），且跨部门（科技/教育/工信等）目标缺乏协同整合，导致政策效果弱化。具体来看，政府机构、学术界和企业等各方参与者在科技动员中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政府部门更多关注宏观政策导向和支持力度，学术界则倾向于追求基础研究的突破和理论创新，而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需要解决实际应用中的技术难题。这种目标上的分歧可能导致各自为政的局面，分散了本应集中的力量，降低了行政动员的整体效益。例如，Y学会理事长坦言：“科协在制度环境建设方面还有待改善，有时政府、学界及企业的侧重点不一样，缺乏共同的目标，导致某些政策目标是没办法实现的，这就需要科协在制度方面多完善”（访谈资料：X3，2024-07-16）。
在“伞形”模式中，不同科研项目的目标设定缺乏统筹，易导致同类项目重复申报与资源竞争，造成资源冗余与效率损耗，削弱项目集群的整体创新效能。例如，YS研究院科协代表在访谈中提道：“我们也知道某些领导在任内可能想要绩效好看一点，有些项目就会被反复投资”（访谈资料：Q1，2024-07-28）。
在“环形”模式动员过程中，精英科学家可能更关注个人学术成就与声誉，其目标与基层科技工作者追求技术转化、解决实际问题的需求存在错位。精英组织的示范活动未能有效对接集体创新目标，限制了知识共享的深度与广度。G学会理事长告诉我们：“有部分科研大佬可能会更倾向于追求个人学术成就及提升国际声誉，所以在一些知识分享中可能没有充分重视与基层科技工作者之间的协作”（访谈资料：X10，2024-07-16）。
3.2.2 缺乏面向科技工作者的持续激励机制
当前科协的政策和活动可能未充分考虑科技工作者的实际需求和期望，导致科协提供的激励和认可机制对科技工作者的吸引力度不够，未能有效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参与热情。在“塔形”模式中，当前科协的相关活动激励制度与科技工作者实际考核指标存在脱节现象，现有激励方式依赖精神表彰（如荣誉证书），但未与科技工作者的核心发展诉求（职称晋升、绩效考核）挂钩，导致科技工作者参与动力持续衰减。例如，基层科技工作者参与科协活动被视为义务或公益性质，不会计入工作量或获得任何奖励，在缺乏支持和激励的情况下，其感到难以承担组织活动的重任，这严重影响了科技工作者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效率。W分会副总干事、某研究院副院长表示：“目前学会青年科技工作者普遍反映的问题是，其对于无偿工作的接受度不高，很多人虽然积极参与并表示愿意承担相应职责，但实际上内心并不完全认同这种高强度的工作负担，纯靠一腔热血是很难持续下去的”（访谈资料：X5，2024-07-26）。此外，C企业科协代表在谈到科技成果评价时坦言：“比如科协组织举办的活动，我们获得了一等奖，也是第一完成人，但是学校评职称不认可呀，而且科普荣誉称号，对高校的科技工作者可能并不太有利”（访谈资料：Q3，2024-07-29）。
在“伞形”模式中，项目申报流程复杂、竞争激烈且结题压力大，但配套激励不足。青年科技工作者甚至面临无偿承担高强度工作的困境，而简化流程（如取消名额限制、优化结题方式）等建议未获制度化回应，削弱了科技工作者的长期参与意愿。例如，G学会副秘书长表示：“这个项目申报的手续太繁杂，竞争太激烈，根本就推不出去，建议取消名额限制，都先推出去，然后再择优，或者在结题时只写个报告，最后答辩”（访谈资料X12，2024-08-05）。
在“环形”模式动员过程中，虽然有相应的对精英组织的激励政策，但缺乏长效激励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精英组织的示范效应和辐射带动作用。J学会理事长表示：“我们也知道应该把成功经验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一起进步，但是我们平时确实也很忙，有时挤出时间办的经验分享会效果并不好，这也会影响我们思考是否要继续办下去”（访谈资料：X4，2024-07-20）。
3.3 保障机制方面的难点
3.3.1 缺乏科技动员的合理的资源分配机制
科技动员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可靠的保障机制，但在进行科技动员的过程中，3种模式都存在资源配置不足的问题。在“塔形”模式中，资源分配高度依赖行政指令，导致财政拨款、政策支持过度集中于大型机构与成熟组织。基层科协普遍面临经费紧张与专职人员短缺问题，非专职人员难以支撑持续性动员工作，造成“有钱单位花不完，基层科协没钱花”的资源错配，严重削弱动员基础的广泛性。例如，T学会理事长在接受访谈时谈到：“自我接手以后，分会还没有享受到总会的经费支持。尽管每年都有文件下发和会议组织，但学会及科技工作者的实际参与度受到一定限制，大部分原因就在于缺少持续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及专职人员的支持。我们真的是没钱又没人（专职人员），真的希望科协可以多给点支持，除了荣誉证书，哪怕给一点点奖金也好，但是也理解省科协钱不多的现状”（访谈资料：X11，2024-08-02）。
在“伞形”模式中，项目资源按竞争结果分配，头部机构因基础优势持续获得叠加投入，而中小组织陷入缺乏启动资金、知名度低、申报竞争力弱的恶性循环。初创团队或新兴领域项目因缺乏前期积累被系统性排除，抑制创新生态多样性。例如，J大学科普基地负责人表示：“科协对中小型学会的支持力度相对较低，希望像我们这样处于初创阶段或面临困难的中小型学会能得到科协的支持和帮助”（访谈资料：G5，2024-07-12）。
在“环形”模式中，政策资源与关注度过度向精英组织倾斜（如重点实验室、顶尖学会），导致中小型学会支持力度不足。基层组织因规模小、资源少难以获得平等发展机会，精英与基层间的资源鸿沟持续扩大，削弱系统整体韧性。例如，G学会理事长坦言：“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有很多优秀的组织，但是人家可以获得的资源是我们无法企及的，我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访谈资料：X10，2024-07-16）。
3.3.2 缺乏科技动员的风险预防机制
在进行科技动员的过程中，也面临一定的风险。具体而言，在“塔形”模式下，往往强调政策的自上而下推行，但缺乏系统的风险评估机制，行政力量过于强势，可能导致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不可预见风险。例如，政策可能未充分考虑地方实际情况和科技工作者的实际需求，导致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和风险。此外，还存在着行政力量过度动员的风险问题，例如F学会某个人成员表示：“行政力贯穿太强，有时候会出现业务重叠，希望少下发一些限定性文件，少一些规定动作”（访谈资料：X7，2024-07-23）。
在“伞形”模式下，可能会出现项目规划和执行过程中的风险识别不足，未能提前预见和规避可能的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和财务风险等。这可能导致项目延期、超支或失败，影响科技项目的成功率和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同时，项目竞争中的“马太效应”未被有效干预，资源分配不公加剧系统脆弱性，项目失败率上升进一步抑制参与热情。
在“环形”模式中，过度聚焦精英组织会导致其他组织学习动力不足，一旦精英资源流失或示范效应减弱，基层缺乏替代性支撑机制，造成整个动员网络的断层风险。同时，也会影响其他组织向精英组织学习的动力，影响精英动员的辐射带动作用。例如，T学会理事长坦言：“我们也想像人家HK学会一样，但是我们学会毕竟小，而且没有人家那么有资源，在很多时候确实很无奈”（访谈资料：X11，2024-08-02）。
3.4 3类模式中的现存问题总结
结合上文分析，本研究进一步归纳出3类科技动员模式存在的共性问题以及个性问题，具体问题汇总如
表2所示。3类科技动员模式在运行机制方面都存在缺乏动员主体与科技工作者之间的制度化沟通与合作机制、面向动员对象的区分机制以及动员主体之间的协同整合机制。在动力机制方面，缺乏动员主体之间的目标整合机制以及面向科技工作者的持续激励机制；在保障机制方面，缺乏科技动员的合理的资源分配机制以及风险预防机制等共性问题。
4 面向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动员模式的优化策略
4.1 疏通运行机制，解决沟通不畅及动员对象区分与协同不足的问题
第一，构建“纵向贯通、横向互联”的集成化信息共享与互动平台。由科协联合科技、教育、工信、财政等核心动员主体，共建“科技动员数字孪生平台”。平台采用“数据中台+微服务”架构，整合政策文本、项目指南、需求库与反馈通道，通过智能匹配与区块链存证技术破解信息传递难题。此外，增设双向互动模块，允许科技工作者直接建言，增强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和民主性。同时，政府和科协应加强对科技工作者的关心关注，增加与他们的双向沟通。具体措施包括加强调研走访、实际考察、定期座谈与培训等。例如，可以通过设立固定的深度交流时间，让领导层与基层科技工作者有更多实质性接触的机会，倾听他们的声音并提供针对性的支持。这些举措不仅能增进双方的理解和信任，还能更加全面地了解基层实际情况，从而优化科技动员体系的管理制度。
第二，完善动员对象的区分机制。针对不同类型和层次的科技工作者采取差异化策略是提高动员效果的关键。当前，在面向科技工作者进行科技动员时，并未充分考虑到不同群体的需求差异，导致一些动员措施无法有效触及特定群体。为此，建议在科技动员过程中，建立“科技工作者画像库”，基于职业阶段、研究领域、机构类型等维度动态标签化，匹配差异化支持政策。例如，为青年科技工作者提供前期研究资助与导师帮扶，为资深研究者搭建成果转化与高端交流平台，实现精准动员。
第三，强化制度化协作机制。建立跨部门联席会议与专项工作组制度，打破行业壁垒与学科分割。依托科协组织协调优势，推动跨领域资源共享与技术互补。例如：在跨学科项目中，搭建对接桥梁，通过共建实验室、联合培养人才等模式深化长期合作；在航空航天领域需要农业专家参与时，科协能够提供有效的协调和联系，促进不同领域的专家合作；当进行产业链调研或论证时，需要进一步发挥科协的组织动员能力，通过科协的介入，可以更容易地接触到相关企业和机构，迅速组织起专家团队。同时，动员主体间还需积极探索长期合作模式（如共建实验室、联合培养人才等），以增强彼此间的信任与默契，为未来的深入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4.2 强化动力机制，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与持续参与积极性
第一，针对科技动员中存在的动员主体目标不一致问题，建议进一步强化政府的统筹职能，通过建立跨部门科技动员协调小组，实现行政系统内部纵向层级目标贯通与横向部门需求耦合，重点破解目标错位问题，确保资源配置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精准匹配。推行科研项目全周期目标管理机制，促进科研项目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对接。例如，科协可以配合各主体组织各类科研项目，明确项目目标，并根据地方实际需求进行精准匹配。此外，依托精英组织的专业影响力，构建精英与基层组织间的目标共享和协同机制，实现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施的目标一致性。例如，科协可以通过组织高端论坛、学术交流等活动，促进精英与基层科技工作者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同时，应鼓励精英组织发挥引领作用，带动基层组织共同参与科技动员活动，形成上下联动的良好局面。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实现目标的一致性，确保科技动员工作的全面推进。
第二，建立综合性的持续激励与认可体系。为了解决科技动员中存在的激励机制不足等动力问题，建议通过科协搭建沟通平台，汇集高校、科研院所等主体共同制定一套综合性的激励与认可体系，打通科协荣誉与职业发展认证通道，推动“科普荣誉称号”“技术攻关表彰”等纳入高校职称评审、企业晋升考核指标体系，并通过公众号、视频号等自媒体平台加大宣传力度，提升激励机制的知晓率和参与率。此外，该体系应与科技工作者的长期职业规划相结合，提供持续的职业发展支持，并根据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变化适时调整激励政策，确保其灵活性和适应性，从而有效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与持续参与热情。
4.3 夯实保障机制，确保科技动员资源到位与风险可控
第一，建立透明、高效的科技资源智能化管理平台。整合政企学研多方资源，通过数据驱动优化配置策略，动态优化资源配置策略。特别需采取政策倾斜措施，重点扶持青年科技人才群体及具有发展潜力但资源相对匮乏的科研主体，确保其获得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从而充分释放创新潜能。例如，可以设立“初创科研组织孵化基金”与“中小型学会成长计划”，通过财政拨款与社会资本引入，为缺乏启动资金的组织提供定向支持。同时，积极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在智能化管理平台中嵌入“资源需求-绩效评估”算法，实时追踪不同规模科研主体（特别是基层组织）的资源利用效能。据此实施动态调控：对资源利用效率长期低于基准值的基层组织，适度调整（如核减）后续拨款额度；同时，将优化产生的结余资源向高潜力中小型科研主体精准转移。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统一部署规划中，给予地方基层科协更多经费支持，持续支撑基层组织的发展。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科研组织，制定差异化的支持政策，对于初创期的科研团队，可以提供启动资金和设备支持；对于成熟期的科研团队，则侧重于搭建高端学术交流平台，促进其前沿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同时，鼓励各级科协建立资源共享机制，促进跨区域、跨学科的合作，通过联合实验室、共建科研平台等形式，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和高效利用。为推动高校、企业与地方科协共建“联合实验室”，可通过设备共享、人才互聘缓解基层专职人员短缺问题。例如，科协可以与当地高校合作，为基层科协组织提供兼职科研助理等岗位。
第二，强化科技动员的系统性风险防控。要平衡“塔形”模式的强制性和“伞形”模式的灵活性，保障动员活动在高效执行的同时，保留必要的灵活性与创新韧性。在政策正式实施前，建议利用数字化平台开展前瞻性“政策仿真推演”。在数字孪生环境中，模拟不同区域、不同主体执行政策的场景，精准识别潜在冲突点（如地方财政承载能力约束），据此对政策实施细则进行预调适与动态优化。同时，深化治理参与机制，广泛吸纳科技工作者及相关利益方参与行政动员的决策流程。通过组织专家工作坊、专题研讨会等形式，系统收集意见与建议，提升动员政策与科研主体实际诉求的契合度，降低行政过度介入的风险。针对“伞形”模式下的科技项目，须建立全周期、精细化的风险评估体系与定期跟踪审查机制。通过预测和控制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确保科技动员项目的顺利进行和成功实施，同时可引入独立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对项目的技术可行性、创新性、市场转化潜力等关键维度进行多维量化评估，建立项目准入阈值。在资源配置上，统筹兼顾多元主体需求，加强对广泛分布的基层科研组织的赋能与关注，落实公平分配原则，主动防范资源过度集中导致的“马太效应”。例如，可针对性地设立“基层创新潜力提升基金”，为具备良好前景但资源薄弱的基层团队提供加速成长的阶梯，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均衡发展。
陕西省科协决策咨询课题“新质生产力提升背景下陕西增材制造产业发展研究”(2024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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