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近年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定位已经从传统地缘竞争扩展至数字主权博弈。当前，人工智能已被确立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大国能够为数字技术研发提供复杂多样和规模化的场景、大样本乃至全样本数据，能够推动领先数字技术的应用
[1]。2025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规模高达8950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案，其中约30%的预算被划拨至数字技术研发与军事化应用领域，包括量子计算、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战系统以及低轨卫星防御网络的部署
[2]。这一举措标志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数字转向”进入加速期。从冷战时期的“核威慑”到当前的“数字威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框架随着数字技术革命不断升级。然而，美国政党政治的连续性与变革性持续塑造着战略优先级调整，共和党推动的“2025计划”通过行政集权，试图削弱“深层政府”并强化对华技术脱钩。在战略布局上，美国成立网络空间与数字政策局（CDP），将数字领域视为国家安全的核心战场；在威胁认知上，美国将勒索软件攻击与供应链脆弱性建构为系统性风险；在技术竞争上，美国通过构建排他性的技术生态系统，限制14 nm及以下制程技术的出口；在资源配置上，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提高了量子计算的研发预算，推动数字技术的军事化进程。本研究旨在揭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演进特征、数字转向路径及其内在局限，为分析数字时代大国博弈的复杂性及霸权护持的不可持续性提供批判性视角。
1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内涵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内涵根植于“绝对安全”
[3]的认知逻辑与“权力投射”的现实逻辑，本质上体现为国家利益界定、安全威胁评估与战略资源配置的动态互动。从体系架构来看，呈现出“三位一体”的目标设定、科层化的决策网络及工具化的实施路径。然而，其调适过程始终困囿于单极霸权诉求与多极化现实的冲突。
1.1 内涵界定
国家安全战略作为国家战略体系的核心维度，其内涵具有动态建构与历史延展的双重特性。从理论层面看，国家安全战略本质上是主权国家为维护生存与发展利益，在威胁识别、资源整合与手段选择过程中形成的系统性行动纲领。其内涵演进的驱动力源于国际格局变迁、安全认知重构与技术革命迭代的叠加互动。在冷战时期，美国通过《国家安全法》确立了以军事安全为主的战略路线。进入后冷战时代，美国则转向以经济安全与价值观输出为核心的复合安全战略。21世纪以来，网络安全、太空竞争等非传统安全议题日益凸显，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向全域安全拓展。安全威胁的多样性催生了战略工具的多元化，而工具创新又反向影响和塑造了传统安全边界的界定。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文本化进程体现了在安全利益界定、威胁评估体系与战略资源配比间的动态调适
[4]，表现为战略稳定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战略文化的深层结构始终塑造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演进路径，意识形态持续影响着美国战略决策的认知框架。这种文化惯性既构成美国战略延续的精神纽带，也成为战略转型的认知桎梏。
1.2 体系架构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根植于美国独特的制度设计与运行机制，呈现出“金字塔型”权力结构与网络化执行体系的特征。在决策层面，总统主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构成战略决策的神经中枢，其决策流程融合了官僚政治与理性选择的内在逻辑，既存在国务院、国防部等部门间的利益博弈，又强调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思考。这种竞争性共识机制在《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中得到法定强化，形成跨部门协同的制度体系。在执行层面，战略实施呈现硬实力、软实力及巧实力的合力推进，经济制裁、军事同盟等传统工具与数字外交、规则制定等新型手段形成战略组合拳，特别是在亚太地区通过“印太战略”构建复合型盟伴体系。作为隐形权力网络，军工复合体深度嵌入美国战略资源的配置过程，其利益诉求通过旋转门机制转化为具体政策，使得战略工具选择常常陷入路径依赖。美国情报机构的威胁评估既能够引导战略制定，又受到战略目标的反向塑造，这在反恐战争与大国竞争中尤为凸显，暴露出美国战略理性与认知偏差间的结构性矛盾。
1.3 调适悖论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阶段性演进本质上是霸权护持与多极化现实间的斗争产物，其调适过程中面临多重悖论。一是战略目标的无限性与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美国的单极霸权幻想驱使其无限扩展安全边界，导致战略透支风险累积
[5]。二是联盟体系的向心力与离心力之间的冲突。北约东扩与“印太战略”强化了中西方的阵营对抗，但盟友间的利益分歧也加剧了美国战略的执行损耗。三是价值观外交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矛盾。民主话语的意识形态包装难以掩饰权力博弈的本质，反而削弱了战略的道德合法性。在对华战略层面，美国正从“接触+遏制”的模糊策略转向“全政府-全社会”的精准遏制战略。美国通过“友岸外包”重构全球供应链，依托“芯片联盟”推动对华技术脱钩，并借助“我国南海议题”加强全球军事前沿部署，这种多点施压的策略折射出美国战略焦虑下的过度反应。然而，战略手段的激进升级恰恰暴露出美国的内在脆弱性。当下，美国对华认知陷入“威胁扩张”的思维定式，将中国的客观发展曲解为战略威胁，这种认知定位导致美国的战略资源配置出现结构性错位。历史经验表明，霸权国往往因过度扩张陷入“战略承诺陷阱”。当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投入已经超出其能力范围，其战略调适空间正在受到路径依赖的限制，这种不可持续的战略态势将会加速国际秩序的重构进程。
2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演进特征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动态演进源于国际格局变迁与战略工具创新的互动，战略框架始终随威胁谱系的扩展而不断调整和重构。意识形态构成了美国战略延续的精神纽带，而政党轮替带来的认知转变驱动着美国战略手段的优先级调整。技术优势与官僚机制共同塑造了美国战略制定的技术倾向，但也引发了安全困境。军事同盟的等级制与数字主权的碎片化趋势反向侵蚀了美国战略的制度性权力基础。这些因素交织作用，揭示了美国安全战略文化中的深层矛盾。
2.1 战略调适的认知惯性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演进与国家利益的认知以及战略工具的创新密切相关。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动态调适体现为战略内核的稳定性与实施手段的灵活性之间的辩证统一。自冷战结束以来，“安全-繁荣-价值观”三位一体的国家利益支柱构成了战略延续的基石，而威胁认知的扩展驱动了国家安全战略框架的重大变化。老布什至克林顿时期的战略调适呈现出模糊性特征。在单极霸权初建阶段，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在生存保障与秩序拓展间摇摆，反映出霸权国身份转换期的认知偏差。进入21世纪，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体系通过制度建构实现了转型升级，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周期性发布进一步固化了威胁评估、资源配比与手段选择的战略决策路径。这种思维认知揭示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深层矛盾。当“绝对安全”诉求遭遇多极化现实时，战略外延的无限扩展与战略资源的有限性构成了结构性矛盾，致使美国对华遏制战略从选择性围堵转向全域化竞争，暴露出美国战略调适中的认知惯性与路径依赖。
2.2 连续性与变革性的平衡
两党政治生态是塑造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演进的特殊因素。从制度层面来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连续性体现为国家利益的核心要素恒定、军工复合体的利益传导机制、战略文化的意识形态基因
[6]。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变革性则源自政党轮替带来的认知范式转换
[7]。民主党倾向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强调规则主导的多边协调；而共和党则奉行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逻辑。这种“变与不变”的交织关系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本中被具象化为目标表述的修辞差异与手段选择的优先级调整。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主要聚焦于全球经济规则重塑，特朗普政府1.0时期转向对华贸易战与科技脱钩，拜登政府时期侧重于复合盟伴体系构建，而特朗普政府2.0时期则强化了关税战和“大交易”战略。美国两党间的博弈通过认知与实践的循环重塑了国家安全战略的边界。当“中国威胁论”成为跨党派共识时，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便从政策选项升级为制度性安排。这揭示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演进的内在悖论，即政党轮替本应提供战略纠错机制，但民粹主义与身份政治的介入反而加剧了美国的战略短视，导致美国对华战略在遏制与竞合间呈现周期性震荡规律。
2.3 工具理性主导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机制已经发展出高度技术化的“官僚式”决策路径，其核心特征在于构建了环境感知、威胁界定、资源调配以及效能评估的战略运筹链条。这种工具理性导向使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具有浓厚的阶段性和工具运用的差异属性。一是情报系统的数据化转型使威胁认知从经验判断转向算法驱动，网络威胁指数、供应链脆弱性评估等量化工具正在重塑美国的战略优先级；二是跨部门协同机制将战略制定转化为标准化的政策生产线；三是国家安全战略文本遵循问题诊断、方案论证、合法性包装的修辞框架，通过话语建构将权力诉求转化为普世价值叙事。这种模式虽提升了战略制定的可操作性与可预见性，却陷入了“认知茧房”困境。技术模型对复杂安全议题的简化处理导致美国对华认知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简单类比，而官僚系统的路径依赖抑制了美国的战略创新，使得“印太战略”沦为军事部署与经济遏制的简单叠加。这种工具理性异化现象暴露出美国战略文化中的深层危机，即当技术治理思维凌驾于战略哲学反思之上时，手段选择便会异化为目的，最终削弱了美国的战略弹性。
2.4 绝对安全诉求的现实主义导向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演进始终困囿于其霸权护持的内在悖论，其战略目标体系存在明显的“绝对安全”思维倾向。一是“绝对安全”的排他性诉求与国际体系的相互依存之间存在根本冲突，导致美国的安全边界不断扩展，进而制造出更多的“安全困境”；二是“价值观外交”的道德叙事与现实主义权力政治之间存在断裂，使得美国的民主同盟体系在遏制中国时面临利益分化与合法性损耗的挑战；三是单极霸权护持需求与多极化力量的崛起相互冲突，迫使美国的战略资源在亚太、欧洲和中东等多个地区过度分散。美国对华科技“脱钩断链”激发了中国的自主创新，军事前沿部署加剧了地区冲突风险，而价值观联盟则遭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反感。目前，美国正陷入霸权护持的“怪圈”，即为护持霸权而采取的战略扩张行为恰恰加速了其霸权衰落进程
[8]。这种自我解构的趋势在数字时代尤为显著，当5G标准制定权转移至非西方阵营，美国传统战略工具的效能遭到根本性质疑。
3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数字转向
当下，美国已经将数字技术支撑提升至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美国将网络安全与数字技术标准纳入外交战略支柱，将数字威胁与地缘政治竞争深度结合，并将中俄视为“数字威权主义”对手强化全域威慑。通过重构半导体产业链、限制关键技术出口等举措，美国试图巩固其在数字基础设施上的“非对称优势”。同时，美国正在借助多个前沿研究项目、军事应用以及国家战略布局推动AI技术发展，尤其是在国家安全和全球竞争力方面的应用。美国试图通过争夺全球数字秩序主导权，将技术标准异化为意识形态的规锁工具。这些转向不仅重塑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工具箱，更暴露出数字时代美国霸权护持重心的转移。
3.1 战略定位转向：数字领域成为国家安全核心战场
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成为推动社会生产方式变革、创造人类生活新空间的重要力量
[9]。随着数字技术加速发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定位已经发生根本转向，数字领域从辅助性工具逐渐演变为事关国家生存与竞争的核心战场。这一转向集中体现在数字基础设施的战略价值与全球技术竞争格局的系统重构。
在早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数字技术视为军事或经济竞争的辅助工具，其关注重点主要集中在网络攻击和防御等具体场景。然而，202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10]明确提出“数字韧性决定国家安全存续”，标志着数字基础设施被提升至“关键国家资产”的战略高度。报告强调，“数字基础设施的脆弱性已成为系统性风险”。2022年，美国国务院成立了网络空间与数字政策局（CDP）
[11]，整合网络安全、数字技术标准与意识形态输出3大职能，直接服务于美国数字基础设施的全球布局。2025年，美国推动“加密战略储备计划”
[12]，将比特币等加密资产纳入国家战略储备，试图通过构建“数字黄金”体系重塑全球金融秩序，其本质是将数字资产的稳定性和控制力视为国家生存能力的延伸。这一举措与1975年石油战略储备的逻辑一脉相承，但其目标已从能源安全转向数字主权博弈，凸显出数字基础设施的战略优先级。
美国将数字主导权与军事霸权、美元地位并列为国家核心权力支柱，构建了一个涵盖技术控制、数据治理以及标准制定的技术竞争框架。在技术控制层面，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重构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同时加速IPv6协议全面部署，计划至2025年实现80%联邦网络纯IPv6化，以降低网络复杂性和安全风险。此举既强化了美国的技术自主性，也为未来物联网与量子通信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数据治理层面，美国将数据战略的重点从“隐私保护”转向“公共利益优先”，通过与欧盟达成跨大西洋数据隐私框架协议，试图主导全球数据流动规则。在标准制定层面，美国依托CDP机构联合盟友推进人工智能伦理、6G通信等技术标准的构建。2025年，美国联合北约国家发布《可信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准则》，专门针对中国的技术路线进行战略性围堵。这种多维竞争模式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地缘政治逻辑，形成数字时代的新型权力投射体系。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向本质上是将数字领域视为大国竞争的核心战场，其基本逻辑是通过技术主导化、数据武器化与标准阵营化构建全球技术竞争的优势框架。这一转向不仅重塑了全球安全格局，更迫使其他国家在数字生态建设、技术标准兼容性等领域做出新的战略抉择。
3.2 威胁认知转向：数字威胁体系化升级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威胁的认知正经历重要转向，数字威胁已从单一技术挑战演变为覆盖多元主体、攻击手段立体化的复合型安全挑战。这集中体现为威胁主体的结构性扩展与威胁形态的阶段性深化
[13]，推动数字安全治理进入全领域博弈的新阶段。
美国的传统战略聚焦于中俄等国家行为体的网络攻击能力，但是202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技术巨头、跨国犯罪集团与黑客组织纳入威胁评估框架，揭示出新型“数字威胁复合体”的形成。2023年，美国司法部对“暗黑宇宙”（Dark Universe）黑客组织进行起诉，该组织被指控同时服务于俄罗斯军事情报局（GRU）与墨西哥贩毒集团，通过勒索软件攻击获取资金并窃取北约国家军工数据，其攻击目标选择与情报传递路径表明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已形成资源互补的共生关系。2024年，Meta公司“星链2.0”卫星互联网项目被曝向缅甸军政府提供加密通信服务，其商业决策直接冲击美国的“数字人权”战略叙事。事实上，国家行为体正在借助私营部门的技术能力扩大其行动半径，而非国家行为体则依托地缘竞争的“真空地带”获取生存空间，传统的“敌我边界”在数字领域持续消解。
美国战略界提出了“数字攻击链”模型，将威胁形态系统化解构为供应链渗透、数据操控与关键系统瘫痪三大攻击逻辑。在供应链层，2024年中国振华集团光伏逆变器被指控预置硬件“后门”，美方声称其可通过太阳能电站渗透电网控制系统
[14]，此类指控虽存争议，却反映出美国对技术依赖漏洞的战略焦虑。在数据层，2024年美国总统初选期间发生了“深度伪造电话门”事件，仿冒候选人的AI语音在摇摆州拨打数百万通诱导电话，导致选民数据库遭到大规模污染，迫使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紧急出台《生成式AI通信监管条例》
[15]。在关键系统层，2023年“黑炎”组织对德克萨斯州电网的APT进行攻击，攻击者利用智能电表固件漏洞，同步触发变电站过载保护装置，造成区域性停电。数字威胁的体系化升级正在重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边界。威胁主体从国家行为体向公私复合体扩散，攻击形态从离散事件向系统链条转变，二者共同构成数字攻防不对称性加剧的核心动因。这种认知转向迫使美国加速构建动态威胁响应机制。2024年，国防部成立了数字威胁情报融合中心（DTIFC），旨在通过AI驱动的威胁图谱建模破解复合攻击模式。人工智能系统强大的识别、处理和分析能力，解决了数据激增给情报搜集、情报预处理及情报分析工作带来的现实难题，大大缩短情报流程运转周期
[16]。然而，数字技术固有的去中心化特性与安全治理的集中化诉求间的矛盾在短期内难以有效调和，这预示着美国的数字威胁认知将持续动态重构。
3.3 技术竞争转向：构建数字生态系统壁垒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技术竞争范式已经发生系统性转向，从单一技术封锁转向构建数字生态系统壁垒，通过半导体产业链重构、开源软件主导权争夺以及数字标准制定权控制等策略，塑造排他性技术圈层
[17]。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NSCAI）明确提出，AI是影响国家未来发展的关键技术，并建议美国在AI研发、人才储备和政策制定上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在半导体领域，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以520亿美元补贴推动产业链发展，通过政策吸引科技公司在美国本土建设先进制程晶圆厂，并通过限制ASML EUV光刻机等高端设备出口强化技术代差优势。当前，开源情报已经开始进入到美国顶层国家安全战略设计的视野
[18]。在开源软件领域，2024年美国推动成立“可信开源联盟”（Trusted Open Source Alliance）
[19]，要求Linux内核、Kubernetes等核心开源项目必须通过美国主导的安全认证，借此将中国开发者排除在关键技术社区之外。在数字标准领域，美国联合欧盟推动在国际电信联盟（ITU）的6G频谱分配，尤其是Sub-THz频段标准，试图压制中国在厘米波技术上的先发优势。
2022年，美国提出了“可信任技术联盟”（Trusted Technology Coalition）战略，旨在与价值观同盟国家共建技术研发网络，形成排他性创新闭环。2024年，美国启动了“量子加密联盟”（QEC），由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联合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共同制定抗量子攻击加密算法标准，将中国排除在协议框架之外。同年，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推出了“开放架构AI计划”，要求盟友企业采用符合美国安全标准的AI开发框架，并限制开源模型的跨境协作。这种“选择性开放”的策略表明，美国既要借助全球智力资源维持技术领先优势，又要防范技术扩散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美国允许盟友参与其6G研发项目，但通过《出口管制改革法案》限制核心算法共享，形成“中心-边缘”式的技术扩散结构。
美国技术竞争的战略转向标志着全球数字权力争夺已经进入生态化阶段。随着“可信任技术联盟”的推进，全球技术生态的阵营化分裂进一步加剧。2025年，新思科技（Synopsys）与英伟达联合开发的AI驱动EDA工具链，仅向“五眼联盟”国家的企业开放接口。这一转向不仅重塑了全球技术治理格局，更迫使其他国家在“自主可控”与“技术孤立”间做出艰难抉择。
3.4 防御体系转向：数字威慑常态化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防御体系正在经历从“被动响应”到“动态威慑”的转变，其核心逻辑体现为威慑机制的重构与防御维度的扩展，标志着国家安全战略从“危机管控”向“常态化威慑”演进。这一转向不仅重塑了网络空间的攻防规则，更通过技术手段将威慑效应嵌入数字基础设施的全生命周期。
传统核威慑依赖于“相互确保摧毁”（MAD）的物理毁灭威胁，但在数字领域，美国将威慑逻辑改为“动态弹性威慑”（Dynamic Resilience Deterrence），通过“前置防御”（Defend Forward）策略实现持续性反制。2023年，美国网络司令部针对俄罗斯GRU黑客组织发起“沙虫”（Sandworm）行动，在其指挥控制服务器中预先植入追踪代码，实时监控其针对乌克兰电网的攻击准备，并在攻击触发前通过电磁脉冲干扰其通信链路，成功阻止了大规模停电事件。这一行动表明，美国通过构建“攻击成本递增”机制，将威慑从“事后报复”转变为“事前阻断”，迫使对手重新评估行动风险。
美国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全频谱防御”（Full-Spectrum Defense）体系，突破了传统网络安全的边界限制，将防护范围扩展至物理、认知与供应链3大领域。在物理层，2024年，美国能源部主导了“GridEx VII”演习，模拟了通过太阳能逆变器后门渗透电力系统的攻击情境，并推动联邦政府强制要求关键能源设备采用“零信任架构”（ZTA），实现设备间微隔离与动态认证。在认知层，美国建立了“信息生态防御联盟”，联合社交媒体平台与AI企业开发深度伪造检测系统。在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DeepGuard”平台部署了区块链存证与多模态交叉验证技术，实时有效标记并限制虚假信息传播，从而减少了选举干扰事件。通过大规模的数据处理和自然语言生成能力，这些模型能够创建精确且具有影响力的叙事，从而有效地控制和引导目标群体的认知
[20]。在供应链层，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于2024年修订了《安全设备法案》
[21]，要求5G基站、物联网传感器等设备必须通过“硬件指纹”与“软件血缘”双重认证，因未能满足“代码透明度审计”要求，中国华为和中兴设备被排除在北美供应链之外。然而，这一举措也加剧了美国的“安全困境”。2024年，俄罗斯针对美国医疗系统发起“午夜暴雪”勒索攻击，正是对美国“前置防御”策略的报复性回应。美国数字威慑的有效性既依赖于其技术优势的维持，更需平衡防御升级与战略稳定的复杂关系。开源情报工作的最大价值在于公开信息源基础性信息的全域获取
[22]。作为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主导的关键项目，“班组X实验”计划（Squad X Experimentation Program）旨在通过AI技术支持战场信息实时获取、快速决策以及人机协同作战。未来，量子加密与AI自主决策系统的应用可能进一步模糊威慑边界，迫使国际社会重新界定数字冲突的战争门槛。
3.5 规则建构转向：数字秩序主导权争夺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规则建构转向集中体现为其对国际规则话语体系的重构与技术标准制定权的争夺，其本质是通过制度性权力重塑全球数字治理格局。
美国正在推动全球数字规则体系从“互联网自由”向“基于规则的数字秩序”转型，旨在构建一个涵盖数字贸易、数据治理和网络空间行为规范的综合规则框架。在数字贸易方面，美国通过《美墨加协定》（USMCA）
[23]第19章确立了“数据跨境自由流动”“禁止数据本地化”等条款，并借此推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中的规则模板，试图将中国排除于数字贸易价值链之外。在数据治理方面，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虽强调隐私保护，但其“数据贸易圈”实质上形成技术壁垒。2024年，欧盟进一步通过《数字市场法案》（DMA）限制非欧盟企业的数据聚合，迫使TikTok等平台拆分其欧洲业务数据中枢。在网络空间行为规范方面，美国联合北约国家于2025年发布了《网络空间负责任国家行为宣言》，将“前置防御”策略合法化，并指控中国利用民用基础设施实施网络攻击，试图将防御性网络行动规则与自身利益捆绑。
技术标准已经成为全球数字竞争的战略支点。美国将人工智能伦理、6G通信协议以及量子加密标准等列为“新规则边疆”。在人工智能伦理框架方面，美国主导的“全球人工智能伙伴关系”（GPAI）于2024年发布了《可信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准则》
[24]，以“人权保护”为名限制自动驾驶武器系统的技术扩散，实则旨在遏制中国在无人机集群作战领域的技术领先优势。在6G通信标准方面，美欧联合推进Sub-THz频段技术路线，试图压制中国在厘米波技术上的先发优势。2025年，爱立信与高通合作开发的6G原型系统仅向“价值观同盟”国家开放接口，进一步形成标准的阵营化割据。在量子加密标准方面，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于2024年发布抗量子攻击加密算法标准（PQC）
[25]，明确要求盟友国家采用其体系，而中国国密局同期推出的“量子密钥分发（QKD）行业标准”
[26]则通过“一带一路”数字合作项目向东南亚与中东扩展，形成中美“双轨标准”的竞争格局。美国通过“规则-标准”双轴联动，既巩固了数字产业链上游的控制权，又定义了下游应用场景的游戏规则。然而，这种单边主导模式正在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制。中国依托《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推动多元治理，2025年联合金砖国家发布《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主张“发展权优先”的数据本地化例外条款，冲击了美西方的规则霸权。
3.6 资源投入转向：数字技术军事化加速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资源投入正在系统转向数字技术的军事化应用，其核心逻辑体现为军事变革深化与军民融合战略升级，二者共同构成数字时代美国军事优势的基础支撑体系。
美国将“算法战”概念应用于实战，通过AI决策系统、自主武器平台与认知域作战的深度融合，试图打造“下一代作战体系”。随着AIGC的广泛应用，一国能够向他国投放自主研发模型，凭借算法霸权收集他国受众的原始数据，并通过深度数据分析洞悉他国民众的政治倾向，以间接研判其领导层的真实意志
[27]。2022年，美国国防部成立了首席数字与人工智能办公室（CDAO）
[28]，统筹算法战技术的研发与部署。2024年，美海军陆战队大学与CDAO合作开发了“生成式AI战术推演系统”，该系统通过模拟俄乌冲突中的电磁频谱战场景，生成动态作战方案并验证AI指挥链的可靠性，从而缩短了决策响应时间。此外，美国军方正在推进无人机和无人地面车辆的自主作战能力。例如，DARPA与通用原子公司合作，开发具备自主导航和协同作战能力的无人机系统，以实现更高效的战场部署和减少人员伤亡。在武器平台方面，2024年，美空军部署了“智能无人僚机”中队，依托AI驱动的“路径自主选择”算法与F-35战机协同突防，其威胁评估模块能实时融合卫星、雷达和开源情报数据，自主规划攻击优先级。处于情报技术开发前沿的美国高新技术企业不断强化地理位置追踪、面部识别、社交媒体监控等技术研发，进而为参与情报工作奠定强大的技术基础
[29]。在关键情报获取方面，作为一家专注于AI和大数据分析的科技公司，Palantir开发的情报分析工具被广泛应用于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并利用AI技术进行自动分析和模式识别，帮助决策者快速获得关键情报。在认知域作战方面，2025年，美国DARPA启动了“认知电子战”项目，利用强化学习算法破解敌方通信协议，并植入定制化虚假信息流，在台海演习中成功诱导对手雷达系统误判目标轨迹。这表明算法战已从单一技术应用升级为覆盖“观察-导向-决策-行动-再观察”（OODA）全链路的作战范式。在情报分析方面，“梅文计划”（Project Maven）是由美国国防部发起的AI项目，专注于图像识别和视频分析，尤其在监控和情报收集领域。该项目利用AI算法快速识别视频中的目标，从而提高作战单位的情报获取和分析效率。
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试图构建“技术研发预设国防场景”的强制性融合模式。法案以520亿美元补贴重构半导体产业链，要求接受资助企业必须预留至少20%的产能专供国防订单，并禁止向“战略竞争对手”出口14纳米以下制程设备。同时，国防部通过“商业技术嵌入计划”加速民用AI技术的军事化进程。2024年，OpenAI在调整技术禁令后，将其Sora模型应用于构建台海冲突虚拟战场，生成数百万条战术推演数据，以训练自主作战算法。在资本运用方面，美国致力于打造风险投资、技术孵化以及军工采购的资金链条。2025年，硅谷风投基金Anduril联合洛克希德·马丁成立“自主系统实验室”，定向孵化具备军用潜力的量子计算与边缘AI初创企业，确保关键技术能够快速从实验室转化为战场应用。SpaceX依托其商业卫星技术基础，为五角大楼定制加密通信与实时遥感卫星，且其硬件标准与数据接口均按国防需求进行深度定制，形成军民两用技术的“单向透明”壁垒。然而，这种加速军事化进程也带来了诸多安全隐患。一是算法自主性可能导致“意外升级”。例如，2024年，美军“梅文”系统误判民用船只为导弹发射平台，导致红海误击事件；二是技术阵营化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技术发展的分裂。2025年，英伟达AI芯片出口管制迫使欧盟启动“欧洲芯片法案2.0”，形成与美国技术生态并行发展的局面。
4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发展限度
军工科金复合体的路径依赖与资源错配加剧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透支，“绝对安全”诉求与资源有限性间的矛盾催生了安全困境的自我强化。美国盟伴体系的离心倾向成为其战略实施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数字主权博弈与利益分化导致传统等级制同盟控制失灵。国际秩序的多极化重构反向约束了美国霸权护持的可操作空间。美国将公共产品私有化为“战略武器”的行为正在加速国际社会的“去美国化”进程。
4.1 来自自身实力的影响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调整受制于国家实力的动态变化，这一过程在战略目标的确定与实际能力的界限之间形成了结构性张力。从短期来看，美国凭借其现有的优势资源，在军事、科技和金融领域的战略投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其霸权护持的边际收益。通过《通胀削减法案》重构产业链、巩固与北约盟国的军事同盟、运用美元霸权实施经济制裁等举措，美国在短期内稳定了其战略威慑力。然而，从中长期来看，美国将面临霸权护持的“边际效应递减”规律。随着国际权力的分散化，单极秩序的合法性逐渐减弱，新兴技术革命削弱了传统实力壁垒，全球治理赤字催生了多边主义诉求，这些因素促使美国以实力维系霸权的成本持续攀升。美国两党虽在价值观外交上存在分歧，但共同将“经济繁荣作为国家安全基石”写入战略文件，这种共识本质上源于美国实力相对衰减的危机感。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构建技术壁垒、推动“友岸外包”重组全球供应链等举措，表面上是提升经济安全的主动策略，实则是应对中国产业升级冲击的被动防御，暴露出美国在核心领域优势逐渐缩小后的战略焦虑。当硬实力投射遭遇反制时，话语权争夺成为更低成本的战略选择。所谓“民主峰会”的意识形态叙事，实质上是对制度性权力的补偿机制。这种战略重心的转移印证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即国家总是根据实力地位调整其战略手段。然而，美国战略界尚未充分认识到实力的变化正在带来新的安全困境。科技封锁加速了竞争对手的自主创新，军事同盟加剧了地缘政治对抗，金融制裁推动了去美元化进程。这种战略手段与目标的背离，正是约瑟夫·奈“实力转化失败”预言的潜在风险体现，预示着美国可能陷入“越追求绝对安全，越丧失相对安全”的认知安全困境。
4.2 来自盟伴体系的制约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联盟管理始终困囿于其“权力主导”与“自主让渡”的结构性矛盾
[30]，这种盟伴制约本质上是霸权国制度性权力与盟友安全诉求间的动态博弈。从联盟政治视角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正在面临多重悖论。一是联盟安全供给与自主性剥夺的交织叠加正在遭遇合法性危机
[31]。特朗普政府的“退群主义”与拜登政府的“多边主义”看似政府间的政策摇摆，实则共同暴露出联盟管理中的“成本-收益”结构失衡。当美国将北约东扩、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等作为战略杠杆时，盟友承担的军事风险与经济代价已经远超其享有的安全红利，这种非对称义务分配激发了欧盟“战略自主”与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离心倾向。二是联盟的意识形态凝聚力正在面临工具理性的冲击。美国将价值观同盟异化为遏制竞争对手工具的行为，导致民主叙事陷入“塔西佗陷阱”。东南亚国家在芯片联盟中的消极态度、中东盟友与中俄深化合作等现象均印证了美国联盟意识形态感召力的衰减。三是数字时代的权力扩散加剧了联盟控制的脆弱性。5G标准制定中的美欧分歧、太空资源开发规则的博弈等表明，美国难以通过传统军事威慑手段维持其技术霸权，盟友在数字主权领域的战略突围正在重塑联盟内部权力结构
[32]。这些困境折射出美国联盟体系的安全自主性张力，即当盟友发展出独立防务能力时，美国作为安全公共产品供给者的边际效用必然递减。当前，美国的战略应对呈现两种异化趋势。在制度层面，美国通过“北约2030改革”强化军事指挥权的集中化，其本质是以机制捆绑延缓联盟的松散化；在操作层面，美国运用“长臂管辖”与金融制裁策略实施次级威慑，虽然短期内压制了盟友的离心力，但也加剧了联盟战略互信的“螺旋”恶化。这暴露出美国正在将其冷战时期的等级制联盟体系移植到数字时代。欧洲追求能源转型自主性的觉醒迫使美国调整其液化天然气的定价策略，暴露出联盟成本转嫁策略的限度。历史经验表明，霸权国联盟体系的崩溃往往始于“安全承诺透支”
[33]。当前，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进“一体化威慑”时强推作战体系的标准化，已经引发了日韩等国对战时指挥权让渡的抵触。如果美国持续忽视盟友的“战略避险”需求，其联盟网络将会加速演变为“纸同盟”，最终反噬其全球战略布局的稳定性。
4.3 来自国际秩序的冲击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全球布局正在遭遇国际秩序转型的制约，这种制约本质上是单极霸权逻辑与多极化现实碰撞的必然产物
[34]。从国际体系视角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正在面临多重困境。一是霸权稳定论的内生性矛盾正在加速显现
[35]。美国既无力维系其对全球安全公共产品的充分供给，又难以遏制“安全私有化”趋势，这种“责任-权力”的结构性错位导致其陷入国际领导力的安全困境；二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主权原则与美国的“规则霸权”原则产生了根本性冲突。美国通过“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话语建构的全球治理体系框架，因缺乏发展中国家的实质性参与而沦为制度性霸权的“遮羞布”，反而助推金砖机制扩容等替代性治理体系框架的形成；三是数字时代的权力扩散模式颠覆了传统的地缘政治逻辑。美国将5G标准制定政治化、太空资源开发军事化等行为，不仅遭到欧盟《数字市场法》等技术主权壁垒，也面临“星链”系统民用化的战略反噬。美国试图通过“小院高墙”维持其科技代差优势，却反向推动中国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实现重大突破。美国为应对秩序变迁采取的“绝对安全”战略举措实质是安全困境的自我实现
[36]。当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已经显露出“新门罗主义”倾向。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进“一体化威慑”时强推军事标准化，在拉美重启“美洲经济增长倡议”实施新依附体系，这种等级制秩序观与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态势形成鲜明对立
[37]。美国在网络安全、气候治理等低政治领域的技术优势本可转化为其对全球秩序重塑的软性权力，但其致力于绝对安全的极端行为导致战略工具与秩序变迁需求的严重错配。
5 结束语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本质是霸权国在权力政治体系中的自我实现与自我解构。其战略哲学根植于“美国例外论”的文化基因与“绝对安全”的认知范式，在现实政治层面表现为制度性霸权、军工科金复合体与意识形态扩张的互嵌。这种战略逻辑始终困囿于多重悖论。一是现实主义权力观与自由主义秩序观的认知分裂，导致战略目标在“霸权护持”与“规则供给”间摇摆；二是“绝对安全”诉求与相互依存现实的根本冲突，使得导弹防御系统、科技脱钩等战略工具沦为安全困境的催化剂；三是单极秩序幻想与多极化进程的结构性矛盾
[38]，迫使战略资源在亚太、欧洲、中东等地区过度稀释。在数字时代，这些战略文化的深层矛盾被急剧放大。当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在认知和实践中已经暴露出固化特征。在认知层面，美国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的思维定式，将对华竞争简化为零和博弈；在实践层面，形成“军工-科技-金融”复合体的路径依赖，致使太空军事化、生物技术武器化等高风险领域成为战略优选。这在2022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被具象化为“竞赢”(out-compete)范式，其本质是以制度性权力抵消实体权力衰落的补救措施。霸权国在提供公共产品时的能力衰退与意愿缺失正在催生“去中心化”的全球治理新生态。为维系霸权而构建的军事同盟成为美国的战略负担，为遏制对手而创设的技术壁垒成为制约美国技术创新的枷锁，为护持霸权地位而推行的价值观外交正在面临合法性赤字危机。这一系列战略自反行为不仅预示着“美国治下的和平”正在走向终结
[39]，更昭示着人类社会终将超越霸权逻辑、重构安全秩序的历史必然。
PDF
(2407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