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专设“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强现代化构建的人才基础”一章，明确宣示了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并系统阐述了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战略部署。在此背景下，青年科技人才的涌现与培养成为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实现核心技术突破的关键力量
[1]。无论是深耕于实现“从0到1”的基础研究，还是致力于“从1到100”的应用研究，均须通过系统培养和持续支持，确保青年科技人才成长为科研领域的中坚力量，担当起科研生力军重任，全面释放青年科技人才创新活力，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为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2-3]。
“达摩院青橙奖”由阿里巴巴达摩院于2018年设置，旨在表彰在中国高校、科研院所及新型研发机构全职从事科学研究和实践工作的35岁及以下青年学者。作为一项公益性学术评选，每年从众多领域中挑选出15位杰出的青年才俊，包括信息科学与工程、新兴交叉学科、数学、物理学、化学、材料科学、生命科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农学及大气科学等，为其提供人民币100万元（税前）的奖金，以激励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在基础理论、科学探索、技术创新与工程应用等方面的卓越研究。该奖项的目标是培养青年学者成为中国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攻关中的引领者和开拓者，助力其承担起重大科研任务并成长为国家科研事业的中坚力量。截至2023年，共有68位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获得该奖。
鉴于“达摩院青橙奖”已在国内外科技界获得广泛认可，影响力日益增强。本研究以68名获奖者为样本，通过综合归纳这些优秀个体的发展过程，力图揭示其成长路径中的共性特征，并据此为我国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机制和管理策略提出建议，以推动青年科技人才队伍持续发展壮大。
1 文献综述
罗伯特·默顿（Robert K·Merton）
[4]提出“承认是科学王国中的基本通货”。在科学的社群内，得到同僚的认可和承认是研究者获得职业地位和荣誉的主要方式。这强调了承认对于科研工作者个人职业生涯的重要性，揭示了科学进步和科技人才成长的内在动力机制。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
[5]进一步扩展提出“承认是通往一切之路”，指出在科学共同体内，承认不仅关乎个体的声望与职业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研究资源的分配、学术成果的传播以及科学知识的构建过程。这意味着应根据科学家的角色表现即科学贡献来分配其应得的承认与荣誉
[6]。科学奖励既激励科学家做出创新性贡献以促进知识增长，又在科学的社会控制层面发挥关键作用，即“在科学中不同的奖励分配是动机维持和对社会重要行为进行控制的必需手段”
[7]，体现了科学制度的目标——扩展被证实了的知识。这一系统不仅促进了科学知识的累积与创新，还形塑了科学行为的规范和科学家之间的互动模式，成为维持科学秩序和推动科学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些理论见解在科学社会学及相关学科领域引起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体现了学术界对杰出科技人才成长规律的深层次认识。
国内外学者主要集中研究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杰出科学家的成长规律。①对重要科学奖项获得者，尤其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成长规律的研究
[8-9]。近来，学者们开始关注获得科学探索奖等科研奖项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规律
[3,10]。②关注获得院士
[11]、“杰青”
[12]、长江学者
[13]、“优青”
[14]等学术称号或科研资助计划的科技人才的成长规律
[15]。③从科技政策和管理角度分析我国科技人才评价体系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16]，并考察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17]、科学家工作室和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18]等政策对杰出科技人才成长的影响。研究表明，影响青年科技人才成才的关键内部因素包括家庭环境、学术背景、师承关系、学术合作网络、早期职业承认、认知机构、职业流动等
[8,19]。而外部环境上，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科研资助政策的合理性和倾向性、国际科技竞争合作关系等因素同样至关重要
[13,18]。
综合文献审视表明，现有研究聚焦于重大科技奖项得主以及国内“杰青”“优青”等杰出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轨迹，倾向于运用定量分析方法来探讨其成长规律，但对国内公益性、社会性科技奖获得者的成长特征研究尚显匮乏。本研究选取“达摩院青橙奖”得主为研究对象，采用定性的履历分析法，综合获奖者的高等教育和职业发展背景，深入剖析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过程，以期更全面地揭示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特性及成才规律。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达摩院青橙奖”自2018年设立以来，致力于表彰在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和新型研发机构中全职投身于科研和实践的35岁及以下青年学者。截至2023年，已有68位在信息科学与工程、交叉学科、数学、物理学、化学、材料科学、生命科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农学和大气科学等领域的杰出青年科研人员获此奖项。筛选发现，近50%的获奖者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青”“优青”或中国科协“青托”工程等重要人才项目入选者，印证了获奖者为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2.2 研究方法和指标体系
在综合先前学者关于高层次人才成长影响因素的研究基础上
[3,10 -11,13,20]，本研究发展了一个四维分析框架，以系统地映射人才成长的关键维度（
表1）。具体包括4项内容。①个体基本属性：包括性别、教育水平、专业职称、所属学科领域及机构类型等因素，作为评估个人基础背景的标准指标。②高等教育属性：涉及第一学历、最高学历、海外经历和教育异质性，反映教育背景的影响。③职业经历属性：关注博士后工作体验、学缘结构、获奖时的职业流动性及后续职业发展路径，捕捉职业轨迹的作用。④成长周期维度：专注于成才过程的时长及其阶段性特征。
3 结果分析
3.1 个体基本属性特征
3.1.1 性别和年龄分布
在68位获奖者中，男性57人，占比83.8%，而女性仅11人，占比16.2%。这揭示了科研领域中的社会性别分层以及男性科学家的累积优势。类似性别不平衡的现象亦见于其他高层次科学荣誉和奖项，例如1901—2019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中，女性仅占3.25%。中国科学院女院士的比例（5.37%）以及国家科技奖3大奖的女性首席完成人比例（约6.68%）均显著偏低
[21-22]。女性科学家面临的职业发展障碍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社会文化、性别角色期望、科技体制结构、个人志向和价值取向，以及所谓的“玛蒂尔达效应”，后者指女性科学家的工作较男性更易被低估
[23]。先前研究表明，学术等级越高，女性占比越低，这一模式普遍存在于不同领域
[24]。此外，女性科学家存在“科研产出之谜”，即发表量和被引量往往远低于同龄男性科学家
[25]。学科体系化程度和分类也对性别分布产生影响。物理、化学、数学、材料科学和工程等领域的男性科学家数量明显多于女性，而在生物和医学领域则大致实现了性别平衡
[26]。中国科研界亦呈现相似趋势，女性在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表现较强，尤其在神经科学和药理学领域与男性持平
[27]。以“达摩院青橙奖”为例，在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中，男女获奖者各有2位。性别不均衡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反映了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整体而言，现阶段女性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可见性和影响力仍然不足。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实施策略，以促进性别平等并充分挖掘女性科学家的潜力。
由于3名获奖者出生年份不可查，因此，有效样本为65人。如
图1所示，“达摩院青橙奖”获得者获奖年龄集中在30~35岁，其中，33岁时获奖者最多（18人，占比27.69%），平均获奖年龄为32.42岁，最小获奖年龄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陈杲，27岁获得该奖。从职业生涯理论的视角分析，获奖者均处于职业生涯的“建立阶段”（25~44岁）。在此关键时期内，职业稳定性和个体发展潜力均得到显著提升。这一时期被认为是职业稳定性与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时期。在此阶段，他们表现出卓越的职业稳定性和创造力，这验证了他们在完成博士学业后，能够在合适的工作机构迅速起步，并在职业生涯的黄金时期实现快速发展
[10]。
3.1.2 学历和职称分布
从学历分布看，68名获奖者均拥有博士学位，其中不乏拥有双博士学位的获奖者。这凸显了博士学位作为科研领域入门和荣誉体系关键性敲门砖的地位，也反映了我国在科研人才培养和学术进步方面所取得的显著进步。在此背景下，博士学位作为一种高标准的学术认证，既是个人科研能力成熟的标志，也是科研成就及潜力的重要指标
[3]。在职称等级分布上，高级职称（包括正高级和副高级）占获奖者总数的79.41%，其中正高级职称者占47.06%，副高级职称者占32.35%，而初级职称者仅占20.59%。这一数据明显表明，高级职称在科研成就和专业认可度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由此可见，博士学位和高级职称构成了青年科技工作者在科研领域内获得荣誉和认可的坚实基础
[10]。
3.1.3 学科和任职机构分布
“达摩院青橙奖”获得者所属学科分布见
表2，可见近半数获奖者来自信息科学与工程领域，物理学、数学、材料科学、交叉科学和生命科学等学科也有较多的获奖者，而天文学、医学、大气科学、地理学、化学、农学等学科的获奖者则较少。总体而言，这种分布差异可能源于各学科研究周期和社会热点的不同关注度，但也反映出“达摩院青橙奖”的定位以及当前科技创新趋势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在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过程中，工作机构作为环境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特别是通过学术平台和资源积累形成的优势效应，显著加速了这些人才的职业发展
[11]。如
表2所示，绝大多数获奖者（占比77.94%）来自985高校，中国科学院下属研究机构也贡献了部分人才，而国家实验室尽管人数较少，但也展示了其在科技创新体系中的支持角色。这表明，以985高校为代表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科研机构及国家实验室构成了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中坚力量，为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提供了重要的职业成长平台。针对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和化学奖获得者的研究也显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顶尖研究机构的获奖者数量持续高于其他机构，为科学界超级精英的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9]。
从地域分布来看，获得者任职机构分布在全国11个省级行政区域，这些省级行政区域在2023年国内科技创新排名中皆位列前15。北京市、浙江省、上海市与安徽省占据获奖者总数的82.35%，其中以北京市为最，近半数获奖者（48.53%）所属机构汇聚于此，凸显首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引领地位。余下11个省份的总和占比不达30%（
表3）。
在省级行政区内部，获奖者工作机构呈现明显的向省会城市集中的趋势，且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合肥、广州、西安等城市，这些城市是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所在地，占整体比例的73.53%，凸显了我国科技创新活动的空间高度集聚特征。
3.2 高等教育属性特征
3.2.1 第一、最高学历分布和留（访）学经历
从第一学历分布（
表4）看，“达摩院青橙奖”获奖者的教育背景高度集中在中国顶尖大学，且大多数获奖者的本科毕业院校在全球教育排名中占据领先地位。具体而言，80.88%的获奖者本科就读于985大学，这些大学被认为是中国最优质的高等教育机构；10.29%的人来自211大学，同样代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较高水平。还有极少数获奖者的第一学历来自中国港澳台地区、国外以及双非院校，每个类别仅各占1人。在全球教育排名方面，80.88%获奖者本科毕业于QS2024世界排名前500的高校，其中38.24%毕业于前100名，14.71%来自101~200名，以及27.94%来自201~500名的高校。从毕业院校获奖人数看，排名前5的依次是清华大学（8人）、北京大学（6人）、浙江大学（6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5人）和南京大学（3人），均为“C9”联盟高校。第一学历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反映了个人早期的学术成就和潜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青年科技工作者能否获得进入优秀研究机构的机会，从而影响他们的科研产出和职业发展速度。高质量的本科教育能够提供深厚的专业知识、研究经验以及跨学科的合作机会，这些都是未来科研工作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第一学历不仅是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的基础，更是他们科研道路上的重要跳板。
从最高学历分布（
表5）看，具有国外博士学位的个体占比最高（29人，占比42.65%），紧随其后的是在国内985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者（27人，占比39.71%），两者累计占比达82.36%，反映出海外以及国内精英高等教育机构在培养获奖者方面的显著作用。从取得博士学位大学的排名看，大多数获奖者（64.70%）毕业于世界排名前100的高校，其中超过半数（57.35%）来自排名前50的高校。对比第一学历和最高学历，国外大学及世界顶尖100高校毕业的获奖者比例均出现了显著增长，分别由1.47%提升到42.65%，由38.24%提升到64.70%。从毕业院校获奖人数看，排名前5的依次是清华大学（10人）、北京大学（4人）、香港科技大学（4人）、中国科学院（4人）、浙江大学（3人）。
从海外留学经历看，42.65%的获奖者具有海外留学经历。若考虑包括短期的海外访学交流在内，有海外经历的获奖者比例更是上升至87.31%。这反映出学界对于青年科技人才的国际移动性、文化交流能力以及跨国合作潜能给予了高度关注与重视，也折射出拥有国际教育经历或交流经验将成为青年科技人才发展的关键要素。这些统计数据揭示了国内外顶尖大学毕业对获奖者产生的深远影响。首先，它突显了在全球知名学府接受教育的获奖者在知识创新、研究深度和学术贡献方面可能拥有更高的潜力和优势。其次，这种教育背景可能为获奖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更严格的学术训练以及更丰富的研究资源，从而在学术界的竞争和认可中占据有利地位。此外，这也反映了国际教育经历在当前学术评价体系中的重要价值，以及全球化背景下学术界对于跨文化和国际合作能力的重视。总之，顶尖大学的教育经历为获奖者在其学术生涯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可能为其未来的职业发展和持续的学术成就打开了门户。
3.2.2 高等教育模式及异质性情况
如
表6所示，除去未提供完整学历信息的3人，可以发现，在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群体中，主流的高等教育模式是直接从本科过渡到博士学位的连续学术进阶路径（本博连贯式），高达67.65%的46位受奖者选择了这条道路。有20.59%（14人）的获奖者遵循了本硕博连贯式的教育途径。而选择本硕连贯式或非连贯式教育路径的获奖者数量则相对较少，仅占所有获奖者的4.41%，合计3人。这表明，杰出青年科学家往往在完成本科学业后立即投入博士层次的研究工作，这种模式不仅有助于他们快速在专业领域内建立深厚的知识基础，而且为其未来在科学创新和技术发展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提供了有力支持
[20]。
进一步分析发现，获奖者具有明显的高等教育异质性特征。70.59%的获奖者（48人）表现出教育异质性特征，尤以本博异校最为突出（39人，占比57.35%）。尽管25%的获奖者（17人）的教育背景未显示出异质性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16人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国内顶尖高校。先前研究表明，高等教育异质性对培养杰出科技人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国“两院”院士群体中，只有19.10%的院士在同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完成了本科及研究生教育，其余80.90%的院士均经历了跨高等教育机构的学术流动
[28]。多元的校际流动和留学经历通过多样性的教育模式和学习氛围，为学者提供了汲取新思维方式、形成知识结构、拓展学术人脉和合作网络的机会，从而促进了个人能力的扩充以及对学术界贡献的最大化，不断丰富研究视角并增强科学探索的适应性和创造力，最终形成宝贵的知识多样性和学术全面性，这对于培育具有广泛学术视野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3 职业经历属性特征
3.3.1 博士后经历
在深入分析青年科技人才成长路径的研究中，博士后经历被证实为一个显著促进因素，能使学者以更短的成才周期迅速崭露头角
[29]。64.71%的“达摩院青橙奖”获得者具有博士后研究背景，其中绝大多数选择海外，尤其是美国进行博士后工作，占博后人数的52.27%，这突显了国际学术交流对科研能力提升的重要性。相对而言，无博士后经验的获奖者中，33.3%博士毕业于国外高校，54.17%博士毕业于985高校，这进一步验证了高水平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对培养科技人才的关键作用（
表7）。
3.3.2 学缘结构
依循高瑞等
[10]的研究，将学缘结构分为纯近缘（本科至博士毕业院校与工作机构一致）、依附近缘（博士毕业院校与工作机构一致）和移动近缘（本硕毕业院校与工作机构一致）3种类型。如
表8所示，通过对获奖者的毕业院校与工作机构的关联性分析发现，整体上学缘关系倾向于多元化的远缘结构，但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学术“近亲繁殖”现象。具体而言，半数获奖者工作机构与毕业院校不存在依附关系；而在有学缘依附的个体中，纯近缘的比例相对较低，仅占13.24%，依附近缘的比例则相对较高，达到19.12%，移动近缘主要以本科教育背景与工作机构的一致性为主，揭示出学术界人才流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3.3.3 职业流动情况
“达摩院青橙奖”获得者呈现出较低的流动率，72.06%的获奖者（49人）未经历过职业流动，而仅有27.94%的获奖者（19人）有过1次职业流动。流动路径主要包括：①国外高校或科研机构向国内高校的回流（12人，占流动人群的63.16%），例如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流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流至北京大学，从美国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流至清华大学；②国外科技公司到国内高校的转移，如从三星奥斯汀研究中心流至上海交通大学；③国内机构间的向上流动，即从较低声誉的机构转至较高声誉的机构，或从其他省份迁往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例如从合肥工业大学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从山东大学至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④从国内科研机构流至科技公司，仅有1人，从清华大学辞职创办科技公司。
3.4 成长周期属性特征
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周期描绘了从初次独立承担研究项目至在专业领域内取得认可的成就的成长历程，时间跨度涵盖了从学术启航到成果显赫的完整周期。由于多数研究者在博士学位完成后方起步其科研职业之旅，本研究界定青年科学家成长轨迹起始点为博士学位授权之际，终点则设为荣获“达摩院青橙奖”之时，有效研究样本为67人。“达摩院青橙奖”获奖者成长周期分布见
图2。
如
图2所示，获奖者成长周期集中分布在4~7年的区间之内，平均成长周期为5.43年。值得注意的是，境外高校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平均成长周期为5.09年，短于国内博士的5.76年，这可能表明在当前的科研环境下，海外博士学位更有助于青年科技人才的快速成长。尽管拥有博士后经历的科研人员的平均成长周期略长于无此经历者（分别为5.38年和5.33年），但进一步的数据分析显示，这一差异主要源于国内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平均成长周期较长（5.71年），而境外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平均成长周期则较短（5.18年），且低于总样本的平均周期。这反映出在激烈的科研竞争和人才评价机制下，国际知名学府培养出的博后人才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更广泛的认可度，相反，国内博后人员可能面临独立科研资源不足的挑战，从而影响了成长速度
[29]。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以2018—2023年“达摩院青橙奖”获得者为研究对象，运用履历分析法，从个体基本属性、高等教育属性、工作经历和成长周期等4个维度分析了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路径。通过上述分析可初步揭示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的某些共性特征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1）我国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的年龄主要集中分布在30~35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周期集中分布在4~7年，平均成长周期为5.43年；男性科研人员总体上有一定的积累优势，但在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已基本实现性别平衡。
2）博士学位和高级职称构成了青年科技工作者在科研领域内获得荣誉和认可的关键因素和坚实基础；以985高校为代表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科研机构及国家实验室构成了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中坚力量，成为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职业发展的首选平台，其提供了重要的职业成长平台；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主要集中在北京、浙江、上海、安徽、江苏等地区，呈现出地域集聚特征。
3）接受顶尖高等教育是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的关键优势累积途径，绝大多数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第一学历来自国内985高校尤其是“C9”联盟高校，而最高学历则主要来自海外高校及国内顶尖985高校。超六成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选择本博连贯的高等教育模式，且超七成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表现出教育异质性特征；海外留学或访学经历是推动杰出青年科学家成长的重要因素，对他们的发展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学缘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势，其中一半获奖者的就职机构与其毕业院校之间不存在直接从属关系，纯近缘关系的比例略高于10%。
4）适度的职业流动是加速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的关键因素，我国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流动性较低；职业地理流动主要表现为从国外高校和科研机构向国内机构的迁移，以及从国内较低声誉机构向高声誉机构或从其他省份向经济发达地区迁移；拥有海外博士后经历的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周期更短。
4.2 政策建议
为进一步提升我国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质量，促进更多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竞相涌现，促进科技创新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提出如下建议。
1）准确把握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职业成长的黄金期和科研产出高峰期，先前研究发现，职业早期的承认、奖励与最终获诺贝尔奖呈高度正相关
[8]，因此建议，须对现存的科研人才基金项目如“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等进行深入评估与优化调整，以适应科技人才成长的多样性及职业早期发展的关键需求；同时，建议适度放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申请限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设立科研基金及奖励计划，扩大资助渠道，在青年科技人才科研产出高峰阶段为其提供更多的科研资金和资源支持；充分利用好“海外优青”等科学基金项目和国际大科学工程或计划，从全球顶尖机构延揽更多优秀青年科技人才。
2）探索实施国家有组织科研，依托大型科学装置和科学计划，不仅可以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还可以培养和造就一支由首席科学家、总师和青年科技人才组成的多层次、高素质的科技人才梯队，为国家的科技创新和科学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支撑，也为更多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提供挑大梁、担大任的机遇，促进他们成长为未来的科研领军人物
[30]。
3）探索调整优化人才评价体系，优化常任轨（tenure-track)制度，完善聘任制人才评价、考核标准和工作机制，从原有的“晋升后留任”模式转变为“留任后晋升”模式，将“晋升”与“留任”的顺序进行调整，优化青年教师的职业发展路径，为青年科技工作者在职业起步阶段提供更高的职称和科研平台。重视性别平等，为女性科研人员创造更加公平的成长环境。
4）强化高层次高等教育体系，鼓励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中国科学院、国家实验室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大本博连贯式培养模式的实施力度；加强科技人才国际合作质量交流与合作，提升我国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领域的教育水平和人才储备，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未来科技领军人才。面对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AI for Science, AI4S）所带来的科研范式变革，及其对科研人员结构和能力的深刻重塑，须以前瞻性的战略思维提前布局，构建适应智能科研时代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机制。通过整合多学科资源，设置前沿交叉学科，搭建人工智能科研实践平台，实施定制化培养方案等措施，精心培育一批能够引领全球智能科研发展方向、具有广泛世界影响力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为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赢得战略主动权提供人才支撑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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