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1994年，E.Brawn和D.Wield首先提出绿色技术概念，他们将绿色技术定义为旨在减轻环境污染、减少能源使用和原材料消耗的一系列技术、工艺和产品
[1]。绿色技术创新包含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2个层面
[2]，是指在绿色技术领域不断提出和应用新的方法解决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挑战的过程。绿色技术创新领域包括可再生能源发展、节能与能效、绿色农业、绿色交通、循环经济与废物处理、绿色城市建设与绿色建筑、水资源管理等。绿色技术创新可以进一步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降低污染物的排放、推动“碳中和”“碳达峰”目标的实现，对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变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对绿色技术的发展也日益重视。
目前，国内外专家们已经就绿色技术创新的实际运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出发，采用多种数据模型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如利用DEA-SBM模型和GML指数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
[2]，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探究绿色技术创新政策对绿色专利的影响
[3]，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来分析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4]，利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碳排放权交易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5]，采用综合分析法研究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的状况
[6]。同时，绿色金融作为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的支撑力量，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有的学者研究绿色债券
[7]、绿色信贷
[8⇓-10]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有的学者探讨了绿色金融在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构建中的重要作用
[11]，绿色金融和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可持续性发展
[12]和减碳排放方面的作用
[13]；亦有的学者探讨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的耦合效应
[14-15]，绿色金融、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
[16]，绿色金融、环境机制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
[17-18]，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19]。此外，还有的学者研究绿色技术创新政策对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的重要性
[20]，绿色技术创新对能源效率
[21]、碳排放的影响
[22]，环境相关技术对碳排放的影响
[23]，清洁能源技术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24]。
国内外学者基本都是对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金融的关系以及绿色技术创新的应用等方面进行研究，对绿色技术创新政策本身进行深入的探讨并分析美国绿色技术创新政策的内在逻辑的研究却鲜见报道。美国作为发达国家，绿色技术发展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在绿色技术创新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绿色技术政策反映了国家在不同时期对可持续发展和绿色技术发展的不同认识。本文通过梳理21世纪美国绿色技术创新政策演变过程，探讨美国绿色技术创新政策的演变动因、特点，以期为我国制定绿色技术创新政策提供参考和启发。
1 美国21世纪以来绿色技术创新政策演变过程
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就开始发展绿色技术。1970年，美国成立了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简称EPA），以恢复和保护环境，推动可再生能源和绿色技术发展；1973年，美国成立了能源研究与发展管理署（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简称ERDA），该机构后来更名为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简称DOE），在推动绿色技术和可持续能源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91年，美国成立能源基金会（Energy Foundation），旨在通过改变能源政策来推动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
[25]。1992年，美国国会颁布了《能源政策法》(Energy Policy Act of 1992)，重视能源技术研究以及能源对气候环境的影响。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问题的日益凸显，美国政府在21世纪对其绿色技术创新政策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挑战和经济需求。
1.1 小布什政府期间（2001—2008年）
小布什政府通过一项综合的、创新的国内和国际倡议计划来减少排放增长的国家目标。在国内政策方面，小布什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策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2003年，美国国会颁布了《2003年能源安全法》（Energy Security Act of 2003），该法案旨在提高美国的能源安全，减少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并促进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的提高；2005年，颁布了《2005年国家能源政策法案》（The Energy Policy Act of 2005），该法案旨在扩大清洁能源的使用，通过增加能源供应、提高能源效率和促进能源技术创新来提高美国能源安全；2006年，发布了《气候变化技术项目(CCTP)战略计划》，该计划旨在加速开发和部署可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技术，推动绿色技术的发展；2007年，颁布了《2007年能源独立与安全法案》（Energy Independence and Security Act of 2007），旨在增加对清洁能源技术研发的投入，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能、地热能和核能。除了联邦政府层面颁布的政策法律之外，小布什政府还与其他部门进行合作，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2003年1月，布什总统承诺美国将加入全球最大的核聚变能源研究项目，以利用核聚变能源的前景；2023年2月，小布什总统宣布了一项为期10年、资金达10亿美元的FutureGen项目，旨在建立全球首个以煤炭为基础的零排放电力和氢能发电厂，这一项目将与国际和私营部门合作进行
[26]；2023年7月，美国能源部长、商务部长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发布了《美国气候变化科学计划战略计划》，为气候变化科学计划未来10年的活动和优先事项提供指导；2005年，布什总统的财政年度预算中提出了能源税收激励措施，总额从6.8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41亿美元，目的是促进温室气体减排，鼓励使用更清洁、更可持续的能源和更节能的技术
[27]。
在国际合作层面，小布什政府通过多边和双边活动，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开展了广泛的国际努力。为了促进绿色技术的更好发展，美国发起多个多边协议（
表 1）。此外，美国也注重区域和双边合作关系的发展。自2001年6月以来，小布什政府与包括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建立了双边合作机制，涵盖了从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到能源技术发展,再到政策制定等多个领域。
1.2 奥巴马政府时期（2009—2016年）
奥巴马总统在就职后的国会演讲中强调了增加对清洁能源领域投资的重要性，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
表 2）。此外，奥巴马政府增加了对绿色创新技术的投资，能源部、专利局也纷纷采取措施推动绿色创新技术的发展。2009年7月，政府为5个州的生物能源研究和发展项目投入了630万美元，并为聚光太阳能发电技术的研发提供了5250万美元的资金。此外，能源部成立了46个研究中心，投入了7.77亿美元用于低碳技术的创新；2009年12月，美国专利商标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推行了环境友好技术的“绿色技术”试点项目，并在2010—2012年进行了3次修改，2013年试点项目结束
[28]；2015年，奥巴马总统宣布了一项1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旨在加速清洁能源技术的创新。
在国际合作层面，奥巴马政府在继续推行小布什政府时期所缔结的合作的同时，也发起了很多新的双边和多边合作。2009年4月，奥巴马总统参加了2个关键国际会议，提出了《美洲国家能源和气候合作计划》，旨在推动美洲国家在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清洁能源使用等方面的合作；2009年8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在第五届北美领导人峰会上共同签署了《关于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的北美领导人宣言》，合作集中在绿色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等领域；2009年9月，奥巴马总统在联合国气候变化首脑峰会上强调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并承诺发展清洁能源、提高能效；2010年7月，首届全球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召开，由奥巴马等领导人发起，旨在减少碳排放和发展清洁能源经济；2011年，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奥巴马作为主席，号召通过减税等手段，促进清洁技术的传播；2012年，美国发起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与多国合作减少短期气候污染物排放，以改善空气质量和应对气候变化。在双边合作方面，奥巴马政府与包括荷兰、智利、加拿大、日本等在内的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印度、墨西哥等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缔结了关于推动绿色技术发展的双边条约。
1.3 特朗普政府时期（2017—2020年）
特朗普总统奉行“美国优先”原则，对气候变化持严重怀疑态度。特朗普上台之后，调整了美国关于新能源发展的一系列政策。2017年，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The Paris Agreement)，随后通过实施《美国优先能源计划》（America First Energy Plan）、签署行政命令和备忘录等多种方式，推动能源部、内政部和环境保护署对环境与能源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进行调整
[29]，并废除了《减少甲烷排放的气候行动计划战略》(Climate Action Plan Strategy to Reduce Methane Emissions)等政策报告；除此之外，特朗普政府还宣布重回煤炭行业，重视传统能源的发展，减少研究的经费等。特朗普政府采取措施促进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发，包括取消煤矿开采禁令，放宽煤炭碳排放限制，放松近海石油和页岩油气开采限制，并支持液化天然气出口
[30]。
在国际合作层面，特朗普政府采取了相对保守的立场，对气候变化的怀疑态度和对新能源发展的政策调整，导致美国在国际气候治理中的角色发生了变化。特朗普政府注重传统能源的合作，减少了对国际气候融资的承诺，以及对绿色创新技术的投资和支持。
1.4 拜登政府时期（2021—2024年）
拜登总统上台后，于2021年2月重返《巴黎协定》(The Paris Agreement)，并在国内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
表 3）。2022年8月，美国能源部宣布将为大学和国家实验室主导的清洁能源技术和低碳制造研究提供超过5.4亿美元的奖励
[31]；此外，还宣布了4000万美元的资金，专门用于推动清洁氢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32]。同时，美国能源部还宣布向15个由行业和大学主导的项目提供2890万美元的奖金，并为研究尖端清洁氢技术解决方案提供320万美元的新资助机会
[33]。2024年3月，美国能源部（DOE）总共投入85亿美元，以支持储能、清洁能源、电网、碳捕集技术、能源和排放密集型行业脱碳的发展
[34]。除此之外，美国专利商标局（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通过商业激励措施，推动绿色创新技术专利申请的审查，其中包括“减缓气候变化试点项目”以及“人类专利：绿色能源计划”
[35]。
在推进国际合作层面，拜登政府执政期间，美国政府和私营部门均积极参与国际协作，致力于推动绿色技术的进步。2021年6月，美国与欧盟在欧盟-美国峰会期间，共同倡议成立一个跨大西洋绿色技术联盟，旨在推动绿色技术的创新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
[36]。2021年9月，美印联合发表声明，宣布在“美印2030年气候与清洁能源议程伙伴关系”（U.S.-India Climate and Clean Energy Agenda 2030 Partnership）的框架下，通过“战略清洁能源伙伴关系”（Strategic Clean Energy Partnership）和“气候行动与资金动员对话”（Climate Action and Finance Mobilization Dialogue）这2个核心渠道，促进清洁能源的快速进展和关键技术部署，以推动向清洁能源的转变
[37]。在私人部门国际合作层面，2023年，美国的私营部门与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简称APEC）的国家进行技术合作，对亚太经合组织进行绿色技术的投资。如苹果公司宣布与越南的Gravity Water公司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为和平省的130多所学校提供具有气候适应能力的雨水收集和过滤技术；美国教师保险和年金协会（Teachers Insurance and Annuity Association of America，简称TIAA）旗下的公司妞文（Nuveen）将在 2027年之前投资3亿美元用于亚太地区的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增加450 MW的清洁能源资产，以实现净零目标
[38]。
2 美国绿色技术创新政策的演变动因
美国绿色技术创新政策的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政治因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分析这一演变时，经济因素已融入对国内外政治因素的讨论中，因此本文将不再单独对经济因素进行论述。
2.1 国内政治因素
国内政治因素，特别是政府对于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的立场，不同政治派别，两党的政治极化，以及利益集团都对美国绿色技术创新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影响。
2.1.1 政党政治
共和党和民主党是美国国内主要的两大执政党，两党对绿色技术的发展存在着分歧，绿色技术创新政策随着政党的变化而变化。共和党倾向于保守主义，通常支持传统能源行业，并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过度干预。该党认为，政府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可能会限制市场自由和企业创新，因此更倾向于保护传统能源的就业岗位。特朗普认为，发展传统能源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降低失业率，推动经济的发展。相比之下，民主党更倾向于自由主义，支持新能源的发展，并主张限制化石能源的开采和使用。在经济政策上，民主党通过政府补贴、税收激励和监管来促进绿色技术的进步，认为这能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截至2024年7月，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美国的失业率为4%，拜登政府创造了156万个新工作岗位，其中包括11.4万个清洁能源工作岗位
[39]。
2.1.2 政治极化
政治极化在美国并不是一个新现象，但近年来，美国的政治极化现象加剧，严重影响了公共政策的有效制定和实施。政治极化是指两党党内政策立场越来越趋同，而两党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40]。政治极化对美国政治进程，尤其是政策制定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会导致决策过程中出现僵局
[41]，极大降低国会立法效率
[42-43]。如2021年，美国两党在《重建更好未来的预算解决方案》(Build Back Better Budget Resolution)政策上的投票结果具有明显的政治极化趋势。据“保护选民联盟”(League of Conservation Voters)数据统计，美国民主党参与投票人数为50人，所有人都投了赞成票；共和党参与投票人数为50人，除1人放弃投票外，其余的人均投了反对票
[44]。在当前美国政治环境中，由于两党之间的政治极化，形成政治共识变得越发艰难。这种极化导致政府官员在投票时，往往优先考虑党派立场而非政策内容，呈现党派优先的投票模式。结果是一方几乎总是对立于另一方的提案，即便是在对国家有利的政策上，也难以跨越党派界限达成合作。由于政党轮替和政治极化，绿色技术创新政策在不同政府任期之间可能缺乏连贯性。新的政府可能会改变前任政府的政策方向，导致政策的不稳定和投资的不确定性。
2.1.3 利益集团
利益团体是社会成员为了共同利益而组建的组织，通过集体行动实现特定目标。根据行业属性，可将利益集团分为传统产业利益集团、新兴产业利益集团以及公益性利益集团
[45]。在美国政治体系中，利益集团扮演着关键角色，对政策制定产生深远影响
[46]。利益集团通过政治献金、游说和舆论塑造等方式，影响政府决策
[45]。两党绿色技术创新政策的制定也受到其背后利益集团的影响。支持共和党的利益集团多为传统的产业，如化石能源行业、煤炭行业等，这些利益集团出于维护自己集团的利益，对发展新兴能源技术持消极态度，主张推动传统能源的发展。支持民主党的利益集团多为科技企业、清洁能源公司、环保组织等新兴行业和团体，这些行业团体更支持发展绿色创新技术。利益集团对政府施加压力，从而影响政府绿色技术创新政策的制定，一个典型案例就是《重建美好未来法案》政策（Build Back Better Plan）的出台过程。在参议院最后审议阶段，由于两党力量相当，作为来自煤炭大州西弗吉尼亚的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Joe Manchin）的投票对法案通过至关重要
[47]。尽管乔·曼钦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并未面临直接的竞选压力，但由于《重建美好未来法案》中涉及清洁能源和气候投资的5550亿美元支出可能对西弗吉尼亚州的经济和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他对于支持该法案持谨慎态度。除非法案在支出规模和节奏上进行调整，以减轻对当地经济的冲击，否则乔·曼钦可能难以做出妥协
[48]。因此，《2022通胀削减法案》在化石能源项目上做出了妥协，以争取乔·曼钦的支持
[47]。
2.2 国际政治因素
国际政治因素同样在美国绿色技术创新政策的演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其他国家在绿色技术领域的竞争和合作，与国际组织的合作都对美国的政策制定产生了显著影响。这些国际政治因素不仅为美国提供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外部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政策的全球视野和国际合作方向。
2.2.1 国际竞争与合作
绿色技术的发展对国家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美国需要与其他国家竞争，以保持其技术和经济的领先地位。美国的共和党更注重传统能源领域在国际上的优势，而民主党更关注通过发展绿色技术来提升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小布什政府虽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绿色技术的发展，但主要是支持传统能源的绿色转型。特朗普更是在“释放美国能源”（Unleashing American Energy）活动中强调了美国寻求的是能源主导地位，反对民主党对传统能源的限制，主张将美国能源出口到世界各地，尤其是化石能源，从而保持美国的领先地位。相比之下，民主党更关注通过绿色技术政策来提升美国的国际竞争力，更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奥巴马和拜登政府时期，都积极地进行双边或多边合作，推动绿色技术的发展。拜登政府更是推动私人部门与国际组织合作，帮助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绿色创新技术，从而巩固美国在绿色技术发展方面的领导地位。此外，美国还利用绿色技术专利来维护其国际竞争优势。据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在2023年发布的《全球绿色低碳专利统计分析报告》显示，2016—2022年，美国在国际专利（国际专利是申请人就一项发明创造在《专利合作条约》（简称PCT)缔约国获得专利保护时，按照规定的程序向某一缔约国的专利主管部门提出的专利申请）和海外绿色低碳专利申请数量上仅次于欧洲和日本，美国专利商标局受理的外国申请者提交的绿色专利公开量位居全球第1，总共为7.6万件
[49]。这一数据不仅反映了美国在绿色技术专利领域的竞争优势及领导地位，在国际绿色技术合作中扮演了积极角色，也体现了其在推动国际绿色技术合作、共享创新成果，以及促进全球绿色技术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2.2.2 国际规则的影响
在国际体系中，国际规则是指对国际行为体的行为起到一定约束和规范作用的准则、标准，对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当一个国家加入某一特定的国际规则时，就意味着该国同意遵守这些规则，且需要调整国内政策和行为以符合国际义务。以《巴黎协定》为例，特朗普政府认为该协定对美国的经济自由和传统能源产业构成了限制，特别是对煤炭等传统能源的发展。基于这一观点，特朗普在2017年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并推动了一系列旨在振兴国内传统能源产业的政策。相反，拜登政府在上台后便重新加入《巴黎协定》。拜登政府认为，重新加入《巴黎协定》，不仅可以让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而且能够推动国内的绿色能源转型，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就业机会。这与拜登政府推行的国内政策相一致，旨在通过发展清洁能源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来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目标的双重效益。国际规则不仅对国家的国际行为产生影响，也与国内政策和发展战略紧密相连。
3 美国绿色技术创新政策演变特点
从总体上看，美国绿色技术创新政策方面体系完善，在绿色技术研究推广层面投资大，注重绿色专利的保护及国际合作，通过绿色技术方面的国际合作，增强其在全球绿色技术领域的影响力。美国绿色技术创新政策的演变特点体现了该国在全球环境保护和气候治理方面的领导角色的追求。
3.1 以发展清洁能源为主，推动各部门低碳转型和创新负排放技术为辅
在美国绿色技术创新政策演变过程中，尽管两党在政策的制定上存在分歧，但整体而言，美国的绿色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清洁能源的发展来构建的。这包括了对太阳能、风能、水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的扶持和投资，以及对传统能源进行脱碳的尝试。小布什政府投入大量资金以建立全球首个以煤炭为基础的零排放电力和氢能发电厂；奥巴马政府投入5250万美元发展聚光太阳能发电技术。其次，美国政府也在推动各部门低碳转型和创新负排放技术方面做出了努力。根据美国《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bs Act)，美国能源部向美国电池技术公司(American Battery Technology Company)拨款5770万美元，用于建造和运营一个商业规模的设施，以展示其从内华达州非常规含锂沉积资源中制造电池阴极级氢氧化锂（LiOH）的新工艺。
3.2 政策内容变化性与延续性相结合，政府首脑的党派属性对政策变化影响重大
美国绿色技术创新政策随着政府的更迭而发生变换，政府首脑所属的党派对政策的变化具有重大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变化性和延续性。小布什和特朗普都属于共和党，奥巴马与拜登则属于民主党。在能源方面，共和党比较注重传统能源的发展，而民主党比较倾向新兴能源技术的发展。小布什政府时期，对绿色技术的发展更多的是对传统能源进行脱碳（如核能、煤炭等），推动传统能源的绿色转型。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在继续推动传统能源的绿色转型的同时，呼吁要加强对清洁能源的投资，投入大量的资金发展新能源技术（如太阳能、风力发电等）。特朗普政府时期，由于特朗普总统本人对发展新兴绿色技术持有一定的消极态度，否定和废除了奥巴马政府时期所颁布的部分相关绿色技术创新政策，转向重视发展传统能源。拜登政府上台后，逐渐纠正了特朗普时期的政策偏差，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在兼顾传统能源技术转型的基础上，投入大量资金发展清洁能源技术，增加就业岗位，推动美国经济发展，拜登政府的政策同时也体现了对奥巴马政府政策延续和发展。
3.3 以维护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为目标
尽管美国两党在绿色技术创新政策的内容和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但两党对于维护美国在世界中的领导地位这一目标是相同的。无论是哪一党执政，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都认识到，保持和增强美国在全球经济和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对于国家的长期发展和安全至关重要。共和党通过加强传统能源领域的竞争力，同时推动其向更清洁、更高效的方向发展，以确保美国在全球能源市场中的地位；而民主党通过推动绿色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使美国在清洁能源和环境保护方面成为全球领导者。在面对潜在竞争对手时，美国可能会采取措施以维护其领导地位，包括对绿色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施加压力。近年来，中国在绿色技术和绿色产业的迅速发展，使长期奉行霸权主义的美国将中国视为“威胁”，对中国的绿色技术和绿色产业发展处处施加打压政策。特朗普政府时期，大力发展美国传统能源，减少对别国能源的依赖，维护美国在能源领域的领导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挤压中国的绿色能源技术的发展。2024年，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不断炒作中国“产能过剩问题”，以此来打压中国的绿色发展；2024年5月14日，美国政府宣布，将大幅提升系列进口中国产品的关税，其中，大多针对的是“绿色”或者低碳技术产品
[50]。美国通过制造虚假信息，对中国抹黑，采取提高关税等手段打压中国的绿色技术发展，以维护美国在绿色技术和能源方面的领导地位，将绿色能源技术发展问题政治化。
4 结论与建议
随着绿色经济的不断发展，绿色创新技术逐步成为新一轮工业革命和科技竞争的关键领域。21世纪以来，美国绿色技术创新政策的演变体现了两党在能源和绿色技术发展上具有不同的看法，其绿色技术政策的制定受到了政党政治、利益集团以及国际形势的影响。此外，美国逐渐将绿色技术发展中心化，在对外关系发展中，美国积极推动其绿色技术的全球影响力，并在国际舞台上寻求领导地位。美国通过制定严格的环境法规、提供研发资金支持、以及建立碳交易市场等手段，激励国内绿色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同时，美国也寻求在国际合作中推广其绿色技术标准，以增强其在全球绿色技术领域的话语权和竞争力。
从美国绿色技术创新政策的演变历史和过程来看，美国在绿色技术方面的成就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不断的投入和创新研发而形成的，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健全绿色技术创新政策体系，并促进这些技术的研发与推广。系统梳理各个行业的低碳技术，特别关注电力和工业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应积极采用电气化、氢能、生物质能源结合碳捕获、利用和储存技术，逐步实现脱碳目标。在能源供应方面，应深入研究并推动天然气以及多种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利用，以应对增长的能源需求。同时，对于那些尚在研发阶段的技术，需要加大研发力度，争取尽快实现技术突破，并开展大规模的示范应用。
第二，密切关注美国的政党政治的变化，及时调整本国的绿色技术创新政策。尽管两党在绿色技术方面对我国都有所打压，但是相比之下，民主党对华的绿色技术政策比共和党稍显温和。美国民主党在气候、绿色技术、能源发展等方面都展现出比较积极的态度，我国应继续保持与美国民主党的合作交流，阐明双方的立场和观点，逐渐消除双方的误解，进一步推动绿色技术的发展。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无论哪个党派执政，美国的国家利益都将是其政策制定的核心，其政策的制定始终不会脱离“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这一原则，因此，我们需要制定灵活而多元的策略，以应对可能的政策波动，并积极寻求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以促进全球绿色技术的健康发展。
第三，深化国际合作，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深化国际合作，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途径。首先，我国可以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加强产学研合作，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积极参加绿色技术研发的研讨会和学术会议，加强与国际同行交流，借鉴国际的先进经验。其次，建立绿色技术研发联盟，政府可以通过资金支持、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共建开放共享平台，提高我国在绿色技术方面的研发能力，突破美国对核心技术的封锁。最后，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绿色技术交流与合作，支持帮助“一带一路”国家发展绿色技术，制定绿色技术研发计划，共同承担研发风险，根据研发计划，向国际组织、政府机构、基金会或私人投资者申请资金支持，利用国际资金支持绿色技术创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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