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上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世界各国开始将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等国为了推进军民两用技术的发展以及产业的结合，纷纷开始对国家工业进行调整，形成了“以军带民，以民促军”“先军后民，军民共进”“寓军于民”等模式，以期实现军民资源共享与双向互动以及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在军民融合领域，中国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经历了“军民两用”“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起始阶段和发展阶段，走向了“军民融合”“军民深度融合”的深化阶段，军民融合的思想更加深化、制度更加完善、法治更加健全，从而形成了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多形式以及更大范围的深度融合
[1]。军民融合呈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国内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军民融合开展了研究。2015年，中国首次将军民融合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国家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军民融合近年来更是成为研究热点，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研究角度更为广泛、研究方法更加多元。纵览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从内容上看主要集中在军民融合的内涵诠释、军民融合发展阶段的划分以及军民融合发展模式及其当前困境与对策等方面；从研究方法上看，对军民融合相关研究多为定性分析，使用科学计量工具进行客观分析的较少。
基于此，本文尝试通过文献计量学的分析方法以及可视化技术，使用CiteSpace软件梳理了1998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中文科学引文索引（CSSCI）收录的271篇中国军民融合领域的相关期刊文献，以此作为研究样本，从合作网络、热点演变、前沿分析等方面考察近二十年来国内军民融合领域研究的发展趋势、热点领域以及前沿研究，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目前国内军民融合研究的基本情况是什么?国内军民融合研究的主要议题和关注重点以及未来研究方向有哪些?最后对该领域研究未来发展方向提出展望。
2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借助可视化工具CiteSpace对于军民融合领域研究热点主题以及趋势进行定量分析。CiteSpace是应用Java语言开发的一款信息可视化软件
[2]，该软件基于共引分析理论和寻径网络算法对文本进行计量分析并且对分析结果进行可视化展示，通过对特定领域的文献或者文献集合进行计量，帮助研究人员发现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知识拐点以及完成对学科发展前沿的探测。
本文通过定量数据更加客观地反映不同时期国内军民融合领域的研究状况，通过将可视化图谱与文献内容的具体解释相对应，使学者既能够客观理解和认识某一研究领域的发展现状，更能明晰该研究领域的未来发展。
2.2 数据来源及处理流程
期刊文献与专著、研究报告等学术文献相比，能够更加及时、连续、灵敏地贴合学术前沿和热点，且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平台收录的的期刊论文水平较高，可以作为学术评价的重要依据。由此本文以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为文献信息资源获取平台，采用高级检索类型，搜索条件：篇名（词）=“军民融合”；年 =“1998－2022”（1998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注：1998年为CSSCI数据库创立时间，2004年CSSCI数据库开始出现有关军民融合领域相关研究成果）。文献检索时间为2023年3月17日，共检索到相关期刊文献287篇。为保证数据结果的有效性以及研究的科学性，对检索得出的文献进行人工剔除，剔除会议访谈、随笔、评论、不相关文献等，最终得到271篇文献。将数据保存为download_1.txt，并导入CiteSpace（6.2 R1，64-bit）软件进行数据转化，将数据转化文件命名为download_1_wos.txt。建立项目text1，将转化后数据导入CiteSpace软件中，设置年度切片时间为一年，阈值取前50，选择运行可得到聚类分析结果、中心性分析结果，对研究作者与机构、研究热点、发展进程等进行可视化分析。处理流程如
图1所示。
3 结果分析
3.1 发文量分析
3.1.1 按照时间划分
时区分布是发文量在时间维度上的体现，“军民融合”研究主题发文量的历时变化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军民融合”领域的动态演进过程。由
图2可知，国内军民融合研究成果的变化趋势可以分为摸索、起步、发展以及下滑4个阶段。
（1）2004－2010年为摸索阶段，累计发文7篇，年平均发文1篇，远低于整个研究周期的发文量，发文量增长缓慢，研究内容主要是分析国外发达国家军民融合的做法，为国内军民融合发展提供参考、建议。
（2）2011－2015年是起步阶段，累计发文67篇，年平均发文13.4篇，该阶段在2011年形成了第一个小高峰，在短暂波动之后，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年平均发文逐渐接近整个研究周期的平均发文量。2010年开始，军民融合逐步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先后颁布了《关于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的若干意见》《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等指导性、全局性、战略性政策文件，因此期刊文献数量在2011年形成一个小高峰。
（3）2016－2019年为迅速发展阶段，短短四年内发文量达到152篇，约占整个研究周期样本的六成，并且出现了发文的高峰（2019年的44篇）与次高峰（2018年43篇），表明该研究主题在此阶段颇受学界重视。2015年，习近平同志首次提出将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中国国家战略，自此该研究领域期刊文献数量开始大幅增长；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把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纳入新时代国家战略体系，为军民融合发展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研究素材、资料来源以及实际经验，这个阶段军民融合领域研究进入新一波热潮。这表明国内学者具有较高的学术敏感度，能够及时响应国家方针战略，以自身专业知识积极主动地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需要指出的是，期刊文献增长与国家战略提出在时间上存在一定的偏差，因为论文刊发会有一定的滞后，但是这种滞后性近年来呈现缩短的现象。
（4）2020－2022年是小幅度下滑阶段，年发文量下降，总发文数量趋于稳定。可以看出，该领域研究势头渐弱，这与政策环境有较为密切的关系，需要新政策的刺激。
3.1.2 按照学科划分
中国军民融合研究学科分布如
图3所示，军事学、经济学、管理学构成了文献的主要学科来源。具体而言，271篇文献中，军事学（89篇）占比32.84%；经济学（88篇）占比32.47%；管理学（45篇）占比16.61%；其余学科的文献量占样本总量的18.08%。
3.2 发文期刊分析
将国内军民融合研究领域发文量排名前10位的期刊定义为关键期刊，如
表1所示，《科技进步与对策》发文量最多，占总样本文献数量的33.58%；《科学管理研究》次之，占比8.12%；TOP10期刊发文量占总样本文献量的64.58%。被引频次排名前10的文献中有4篇刊于《科技进步与对策》，表明该期刊关键文献贡献率仅为4.40%，通过分析可知，有以下两种原因：其一是国内军民融合研究领域早期研究多集中于对军民融合概念的界定、国外经验的描述、对国内的借鉴意义等。大多数后续研究与前人的研究内容相近，使用的方法均为定性分析方法，所以即使期刊本身水平比较高但是文献的引用率较低。其二是《科技进步与政策》涉足军民融合研究领域时间较晚，2011年第一次刊发该领域文章。该刊将这一年的学术年会命名为“军民融合发展论坛”，并策划了相关选题，此后发文数量增长显著。
分析样本文献可知，最早收录于CSSCI期刊库的国内军民融合研究领域文献发表于2004年，
图4显示，关键期刊介入军民融合研究领域较迟，但是总的发文量比较可观，占全部样本文献的六成以上。目前中国科技期刊主要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科协系统主办，从期刊所属机构来看，国内军民融合领域研究主要集中在科技厅，如：湖北省科技厅（《科技进步与对策》）、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科学管理研究》）、陕西省科技厅（《情报杂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部（《中国科技论坛》）、广东省科学技术厅（《科技管理研究》）等；科技信息研究院，如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科技进步与对策》）、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科技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等；高校主办的期刊占比较少，如：《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仅发文11篇，占总样本文献的4.06%。从期刊类型来看，国内军民融合领域文章多发于综合型学术期刊，读者群体多为科技政策研究者、科技管理者、科技型企业、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等，与主要研究力量所在的机构类型高度重合。从期刊地理位置来看，国内军民融合研究的地域分布不均衡。多集中在以北京为核心的北部地区，南方则分布在长江流域附近的武汉市和成都市，相较而言，北部的研究力量更为集中、研究主体更多。
3.3 关键文献分析
与文献的学科分布情况不同，关键文献（高被引文献）呈现以管理学为主，军事学、经济学为辅的特点。
表2所示为国内军民融合研究领域被引频次排名前10的文献的相关信息。由表可知，被引TOP10文献中5篇来自管理学学科，4篇来自军事学学科，2篇来自经济学学科（其中1篇属于管理学与军事学交叉学科领域）。换言之，45篇管理学学科文献贡献了5篇关键文献，高被引文献占比11.11%；89篇军事学学科文献贡献了4篇，高被引文献占比4.50%；90篇经济学学科文献贡献了2篇，高被引文献占比2.22%。
从关键文献的研究方法来看，大多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量化方法较少。多是概念界定、阶段阐述，较少利用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3]。从关键文献的研究内容来看，主要分为3类。第一类是对发达国家军民融合过程进行研究，包括对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等国家在二战之后的军民融合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对发达国家主要做法进行探析，总结发达国家的经验与教训，为中国军民融合领域的发展献言献策
[4⇓-6]。第二类是对中国军民融合体系建设现状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指出当前中国军民融合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提出有关对策建议，主要包括协同视角下军民融合领域存在的军民技术标准的不统一
[7]、技术扩散通道不畅、中介服务不到位、参与主体之间不协同等问题，并提出协同军民两用技术标准、建设信息交流平台
[8]、明确各方主体职责等建议，以达成资源整合、成果共用共享。前两类研究属于中国军民融合研究领域的初级阶段，而第三类研究处于该领域的快速发展阶段，主要聚焦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阶段的特点和问题研究并提出相关建议，研究角度多为协同创新
[9]。可以看出，第三类研究与与第二类研究的研究路径高度重合，只是研究内容更加深化。
3.4 合作网络分析
由于科技发展、问题复杂化以及多学科分化交叉，需要研究人员具备更丰富的学术背景和知识储备。较之个人，团队的知识结构更加丰富，能够从不同角度解决科学问题。单兵作战论文几乎已经消失
[10]，多作者合作已经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主流。
科研合作网络是科研人员之间形成的社会网络，通常情况下是由于科研人员合著形成
[11]，它能够反映研究人员之间由于学术合作而形成的一种关系，可视化处理下表现为以单个作者为节点进行连线而形成的网络图。我们将出现在同一篇论文中的不同作者、机构认定为有合作关系。在CiteSpace中，节点代表发文作者或发文作者所在的机构，节点的大小代表出现的频次，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合作发文的情况，节点连线的颜色与时间对应，线条越粗，表示机构、作者合作发文量就越多。
3.4.1 机构合作网络
研究机构的发文量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该机构在国内军民融合研究领域的投入和积累。
表3是2000年至2022年间国内军民融合研究领域发文量排名前10的研究机构，发文数量占总样本文献的半数以上。在CiteSpace中，以“Institution”为网络节点，设定的时间跨度为“2004－2022”，时间切片选择“1”，阈值为“2”（即出现超过两次的机构），得到机构合作图谱（
图5）。
图5共包含节点151个,节点连线91个，节点密度为0.0008，机构之间的连线较为分散，合作强度不大，且机构之间的合作存在明显的地域性。
（1）机构间合作强度低。不同机构之间合作成果较少、持续周期不长，合作发文多倾向于机构内部合作，共同研究问题、发表成果的合作模式尚未形成。首先，长期进行国防课题的“门内”教师都处于单一封闭环境中，与其他方向交互研究主动性不强
[12]，“门外”教师则由于信息差等阻碍也难以对该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其次该领域研究多为军民融合概念内涵、演化路径等理论框架以及对现有产业示范基地实践经验的评析，范围较小，涉及不同区域之间交流的内容较少，合作的地域性限制特征比较明显，同地区机构间的合作强度大，跨区域合作关系较弱，所以合作论文多为同一机构的科研团队完成。
（2）学科专业性强，多数高校参与感不强。通过
表3得知军民融合研究相关学科主要为军事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科，而主要研究机构七成归属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由于军民融合领域保密性较强等原因导致除部分国防特色院校外，绝大部分高校只能游离于该研究领域之外，多数院校仅能通过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或者建立创新基地的方式进入该研究领域
[13]，建立更高层次产业园的的合作方式尚未实现，参与广度和深度都严重不足
[14]。
（3）学术研究与实践融合度高。对比
表3与
表4可以发现，主要发文机构所在区域与期刊分布、军民融合产业示范基地所在区域高度重合，体现了国内军民融合领域研究与实践高度结合的特点。借助本地军民融合产业的发展，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完善军民融合领域理论，改进军民融合过程中的实践。
3.4.2 作者合作网络
研究国内军民融合领域作者合作网络有助于我们了解该领域学者间的社会关系以及贡献较大的学者，并对他们保持关注。在CiteSpace中，以“Author”为网络节点，设定的时间跨度为“2004－2022”，时间切片选择“1”，阈值为“Top N=50，Top N%=50%”（即显示出现频次前50的作者）。生成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如
图6所示，共选出作者281位，开展合作214次，图中字体大小与作者发文量相关。整体网络的密度可以反映网络中学者之间联系的程度，网络密度越大表明学者之间的联系越紧密，该网络对其他行动者的行为产生的影响也越大。
（1）“小集中、大分散”的合作网络分布特征
从
图6可以看出，网络节点数量为281，连线数量为214，网络整体的密度为0.0054。整个合作网络中存在一些明显的小网络，核心作者群内研究集中度高，但是网络整体密度低，非核心作者群的作者之间连线较少，合作度低。该领域尚未形成密集的合作网络群体，作者间联系弱，不利于研究成果的传播、共享。
（2）“一家独大”的局部合作关系网络
在各个“小集中”的合作网络中，以学者曾立为核心的合作关系最为紧密，该学者从事军民融合研究的时间最长，与其他学者合作的时间跨度最大，研究方向符合该领域热点变化规律。但曾立的合作对象随时间推移和研究方向的变化而变化。最初是与乔玉婷、董晓辉、黄朝峰等人合作对国内军民融合产业集群竞争力
[15]、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绩效进行评估
[16]，为合理选择政策，预警和规避风险提供了有效建议；阐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军民融合式发展内涵
[6]，中国特色军民融合的意义、内涵、并提出了创新性发展路径
[17]，对国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对策建议。随后，与胡宇萱等人对军民融合创新体系
[18]、融合创新机制
[19]、融合管理机构
[20]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发现融合创新、管理机构等以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机构内部职责不清、管理范围不明等现实困境，为进一步提高管理机构的效率献言献策。近期与孟斌斌等人对军民融合发展中新兴领域的发展机理
[21]、知识流动
[22]、协同创新平台构建
[23]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具体实施方案，以探索军民融合领域内新兴产业发展的内生机理和持续动力，推动军民融合高质量发展。以学者曾立为核心的合作网络一直存在，某个阶段内与某个作者的合作关系也较为紧密，但合作对象更换较快且频繁，一个研究方向持续时间也较短，没有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团体。
（3）核心作者群成员联系薄弱
核心作者群是指在相关研究领域中发表论文最多、影响力较大的作者的集合，是该领域研究的骨干力量
[24]。根据普莱斯理论，核心作者发表论文数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N为核心作者至少应该发表的论文数量，Nmax为统计时间段内最高产作者发表的论文数，若研究领域内某一作者发表论文数量大于N，即为该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根据采集数据可知，国内期刊军民融合领域发文最多的作者曾立发文量为17篇，即Nmax为17，套入公式内计算得N=3.08，取整数3篇，即在本文中定义发表论文数量达到3篇的的作者为该领域的核心作者。
经统计，如
图7所示有22位作者发文数量在3篇以上，构成军民融合研究领域核心作者群，共发文106篇，占论文总数的4成，低于50%，说明军民融合研究领域尚未形成稳定的核心作者群，研究力量较为薄弱。核心作者群成员之间未形成广泛的合作关系，但存在局部合作网络。
（4）高产作者与高被引作者分析
通过将
表2与
图8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中国军民融合研究力量中，高产作者与高被引作者群体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发文的数量和质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张力。原因是军民融合领域的研究壁垒使得研究者数量本身就很少，且多数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比较具体，具有不可复制性，除非后续研究者继续这个方向的研究，否则难以直接引用。
4 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
4.1 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
研究热点是指在某一时期内，有内在联系且数量较多的一组论文探讨的热门话题。而关键词本身代表一篇文章的核心，是文章的论述重点，是对文章主旨的高度凝练和概括。所以采用关键词共现方法可以有效反映某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
关键词共现分析是一种内容分析方法，通过将关键词划分为两两一组，并统计它们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的次数，在此基础上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反映出关键词之间的远近关系。既可以帮助学者在横向上观察同一时间段内研究领域的焦点，也可以研究不同时间研究主题的变化与发展，从而帮助学者从横向和纵向角度较为全面地分析研究领域的动态和静态结构
[25]。在CiteSpace中，以Keywords为网络节点，设定的时间跨度为“2004－2022”，时间切片选择“1”，阈值为“Top N=50，Top N%=50%”，使用寻径网络算法（Pathfinder）并且修剪切片网络（pruning sliced networks）和修剪合并网络（pruning merged network）得到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如
图9所示。军民融合领域中关键词出现的频次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对样本数据统计得到共现频次以及中介中心性如
表5所示，其中，节点的中心性是测量节点在网络中重要性的一个指标，是关键词共现网络中的枢纽节点，军民融合、信息化、协同创新、军民结合、工业化等为国内军民融合研究共此网络中的高中心性节点（中介中心性大于0.1可以被判定为领域内的关键枢纽），代表了领域内学者关注的热点。
由图可以看出，出现频次最高的前10个关键词分别为军民融合（216）、协同创新（17）、国防工业（11）、科技创新（6）、指标体系（6）、创新体系（6）、制度变迁（5）、产业集群（5）。由
表5可知，该领域以军民融合为中心，向外衍生出如军民融合的路径（军转民、民转军、军民结合）；军民融合的特点（工业化、信息化）；军民融合的方式（协同创新、产业集群）等热点，再进一步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处理。
4.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特征词进行聚类分析，得到
图10。通常依据聚类模块性指数（Q值）和聚类轮廓性指数（S值）两个指标衡量图谱聚类效果，Q值与S值越大，表明网络的聚类效果越好
[24]。Q值超过0.3，通常认为网络聚类效果显著；当S值大于0.5时，一般认为聚类是合理的。本研究中Q=0.7461，S=0.9971，说明聚类图谱可信，聚类维度合理。
基于以上对共现和聚类结果的分析，将国内军民融合领域研究分为类I国内外军民融合发展的内涵与路径研究（#1、2、7、10、11、12）、类II国内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发展（#0、3、4、5、8、9、14）、类III国内军民融合现实困境以及对策（#6、13、15、16、17）三个部分，如
图11所示。
4.2.1 类I国内外军民融合发展的内涵与路径研究
类I主要集中在国外军民融合发展现状研究、国内军民融合发展阶段研究以及军民融合内涵研究上。
（1）国内外军民融合发展现状研究
上世纪90年代，国内对于军民融合研究集中在对国外发达国家军民融合发展现状的经验总结上。二战结束后各国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尤其是科技竞争上，学者杜兰英、牛振喜、袁迎珍等人通过国家对比分析了国外典型国家的军民融合主要做法
[26,27]，例如美国的“军民兼容”政策、日本的“以民掩军”策略、俄罗斯的“先军后民”模式、以色列的“以军带民”模式等。政策配套保障融合、平台建设支撑融合、技术创新推动融合，这些策略为发达国家从军民被动结合向主动融合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且为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28]，尽管如此，在实践过程中军民融合不够彻底、产业竞争力拉动不足、军民转化之间壁垒未完全打破、相关政策难以落实等问题还未能有效解决。
（2）国内军民融合发展阶段研究
在不同时期，由于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的变化，每个阶段制定的战略方针都有所侧重。具体来说，中国军民融合发展经历了“军民两用”“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军民融合”以及“军民深度融合”五个发展阶段
[29]。实现了从两分到单向结合、单向结合到双向结合、双相结合到初步融合、初步融合到深度融合的历史变迁
[30,31]。
（3）军民融合内涵研究
军民融合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军民融合的内涵进行了分析。从本质上看，军民融合就是对军工和民用企业的社会资源进行分配
[1]；从表现形式上看，军民融合是综合使用市场、政策法规等多种手段取代原本以行政命令为主导的形式；从战略层面看，军民融合是利用国防投入促进经济发展
[32]，是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的重要举措
[33]；从微观层面看，军民融合不仅突出“广度”也强调“深度”
[34]，既涉及多个利益主体关系和利益调整，又涉及不同领域的资源共享；从经济角度看，军民融合就是各利益相关主体共享要素资源、产业空间以及市场容量
[35]，以实现更高的产出
[36]。总的来说，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军民融合领域在科技、人才设备等要素分离的问题，打破军民双方界限，军民融合就是将国防建设深深植根于社会经济发展体系当中，消除阻碍资源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全面推进多领域要素融合，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国家经济和国防协调、平衡、高质量发展，以实现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的目标
[37,38]。
4.2.2 类II国内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发展
从生态系统理论来看，军民融合协同创新是各个参与者
[39,40]发挥作用后构成的政产学研金服用共生网络
[41]，是参与者之间动态学习和管理的过程。学者赵黎明、方炜、王欣亮等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良好的协同融合环境能够增加各参与主体收益
[42]、改善知识要素转移绩效
[43]以及提升创新要素资源配置效率
[44]等，证明了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发展的必要性。目前中国关于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研究多集中在军民融合协同创新演化模式、理论框架、动力机制，发展现状方面。
（1）国内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发展演化模式研究
生态系统观念认为要关注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发展过程中创新要素之间、体系与环境之间的动态转变过程，并将这个过程进行划分。如“三阶段论”：学者李翔龙等根据各主体之间的互动程度将这一演化过程划分为独立生存合作，协同创新合作和联盟共存合作三大阶段
[45]，学者王强等人则根据主体之间共生机制的完善程度将演化过程划分为单利共生、差异互利共生以及均衡互利共生
[46]三大阶段；“四阶段论”：学者连晨希等根据主体之间是否存在交流机制划分为独立发展、寄生发展、偏利共生、互惠共生四个发展模式
[47]。
（2）国内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发展理论框架研究
国内学者从主体构成、技术转移、技术依赖、应用-需求、嵌入论以及系统论等不同角度提出了多种不同的模式和框架，为实现军民融合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如学者白礼彪等人提出的主体构成模型——“五主体动态模型”
[48]；学者乔玉婷等人提出的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发展三模式
[49]；学者董晓辉等人提出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协同创新“四位一体”模式
[50]；学者王庆金等人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军民融合创新技术转移模式
[51]；学者郭永辉则提出了军民融合创新三种技术嵌入模式
[52]；学者王一伊等人提出了军民协同创新的理论框架
[53]；学者柏利等人通过对军民协同创新融合网络的构成以及特征进行研究并提出了相关理论框架
[54]。这些发展模式和框架更好地解释了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发展的现状，为今后的实践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和参考。
（3）国内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发展动力机制研究
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促进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发展的推动力方面，学者孙磊华等从系统科学理论视角出发，提出了“技术研发-市场配置-政策支持”的三轮驱动机制
[55]；学者董晓辉等人则从政府、产业、区域以及企业这四个层面上提出了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协同创新动力机制
[56]。二是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发展效果方面，从时间跨度来看，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绩效综合水平近十年来呈动态稳定上升但是创新效率仍然偏低，还有很大进步空间
[57]；从区域发展来看，由于研发要素投入的地区不平衡特征、邻近地区创新绩效的“空间竞争性”
[58]以及区域禀赋差异
[59]导致强融合区域更容易通过“强强联合”提升整体创新绩效，导致军民融合协同整体发展不均衡，呈现“东-中-西”梯度水平递减。由此可见，国内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发展动力分配不均，发展效果存在地域差异。
4.2.3 类III国内军民融合现实困境以及对策
在军民融合发展过程中，有诸如资源分配、政策法规制定等客观因素，也有多方合作主体在人力资源、技术、信息沟通、协同创新观念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异质等主观因素，鉴于这些阻碍因素，军民融合发展的困境与对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军民融合发展体制融合的困境以及对策
军民融合发展过程中“军”“民”二元分离体制结构难以打破
[60]的困境体现在，思想上，相关工作人员缺乏对军民融合内涵的科学认识，工作积极性不高，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军工科技人才和民用科技人才思想难以转换，国家利益和国防安全导向思想与利益导向思想没有有效融合；标准上，军事用品与民事用品研发成本以及技术标准难以统一
[1]，导致成果产业化转移和利用能力低
[6]；制度上，管理制度缺乏统筹协调，导致多头管理、条块分割问题未能有效解决；以及机制上，缺少重要信息平台
[61]，导致沟通渠道不通畅
[62]，不能了解彼此的需求，民用方缺乏规范的军品需求信息来源，军品采购方无法全面了解企业的技术水平。
针对以上现实困境，学者们提出在战略层面建立统一领导体制，打破部门利益
[8]，建设军民融合科技产业基地以及因地制宜配置资源等
[3]；在制度层面改革军品科研生产领域准入制度，畅通民企进入国防科研生产领域的渠道；在转移主体层面上，参与者各方定期进行科技进展交流，提供多个渠道进行知识要素的转移
[63]；在转移要素层面上，健全军民科技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从资源共享、供需信息公开到成果转化服务平台一条龙服务，实现项目统一在线管理，避免资源重复投入导致浪费
[64]，通过各方资源交流降低共享成本，增加共享收益
[65]，培养军地两用型复合型人才，实现资源的双向流动。总体来说，军民融合发展需要打破军民壁垒，实现各种资源双向流动。对各种要素进行更加科学有效的协调组织，以创造协同创新友好型环境。
（2）军民融合发展法制融合的困境以及对策。
法制融合的困境首先体现在中国没有完备的军民融合法律法规体系。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需要有配套的法律政策的支持，目前仅有一部相对成熟的法律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军民融合发展法》），没有成熟可行的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对于民营企业进入军品市场仅仅是通过政策性文件，没有法律上的保障，军工企业与其他主体之间行业准入的依据不明确
[66]，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其次是缺少配套的政策指导。现有的文件多为指导性文件，数量多但缺乏权威性、操作性不强、相互之间协调性较差。在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实践中，军民融合发展靠感情、靠关系、靠觉悟等非正式因素来推动的现象比较普遍
[67]。
针对以上问题，学者们提出：首先，在静态层面上，要以法律规范加以保障
[5]，完善军民融合法律法规政策，建立统一完备的军民融合法律法规体系，并结合各区域、各领域特征细化法律法规，及时对当前不适应发展的法规制度给予剔除
[68]。其次，在动态层面上，用法律运行进行综合调整，整合多方主体力量、分配多方主体利益以及协调多方关系以达到资源整合目的。还需形成诉调对接、诉仲结合的军民融合案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暨法律适用机制，建立政策制度执行效果反馈修正机制，构建政策制度执行绩效评估体系，常态化调研评估，在法律和政策执行层面建立协调高效的军民融合发展法律实施体系
[69,70]。
4.3 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突显指的是在某一特定时间内出现的频率较高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构成了关键词突现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特定时间内的研究热点，组合起来可以反映研究热点的发展趋势，中国军民融合研究关键词突显图如
表6所示。
首先，从关键词突现强度来看，突现强度最高的前五个关键词分别是军民结合（1.99）、中国特色（1.87）、技术创新（1.73）、资源配置（1.69）、产业集群（1.49）和技术转移（1.49）。其中最早的军民结合出现于2005年，2005年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军民两用高技术开发及其产业化；2005年国防科工委颁布《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实施办法》，允许民营企业及非公有制企业获准进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领域。这些文件的出台，将军民融合的第一个阶段“军民结合”的序幕拉开。此后，每次政策的出台都会刺激该领域研究出现新的热点，但是每个热点持续时间都比较短。其次，从关键词突现持续时间来看，出现即突现的特点明显。持续时间最长的分别是军民结合（5年）、自主创新（4年）、资源配置（4年），运行机制（3年）、技术效率（3年）；持续时间最短的国防工业、工业化、指标体系、制度建设、创新、地方政府、扎根理论，均为一年。可以看出，较早出现的研究方向持续时间较长，近期热点突现时间较短。最后，技术标准、技术转移是最新突现的关键词，是目前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知识产权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军民融合技术成果转化是实现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军民融合技术的强保密性，现有军民融合技术成果转化效率不尽人意
[71]，极具市场潜力的专利技术难以有效利用，造成了资源和技术的双重浪费
[72]。提倡国防专利转化，最大程度发挥国家科技资源的军事和民用双重价值，对中国国防军工改革发展和释放科技活力有重要推动作用。
根据对中国已发布的有关军民融合领域的政策进行梳理可以发现，研究前沿趋势与国家宏观层面的战略政策步调一致，这些政策为中国军民融合领域的研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5 结论
本研究基于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分析了CSSCI数据库收录的271篇中国军民融合研究领域的相关期刊文献。从文献总体情况、研究力量分析、研究热点与前沿等角度考察近20年来中国军民融合领域的研究现状以及研究脉络，得出以下结论.
（1）从文献总体情况来看，国内军民融合研究发文量的增长与国家的方针战略有较为密切的关系，目前增长有所减缓；八成论文来自军事学学科，但在高被引文献中管理学学科贡献率最高。除军事学、经济学等，来自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较少，跨领域、跨专业的合作也比较罕见。如医学与卫生领域的研究范围受限，研究层面较为浅薄，尚未深入到具体的军民融合发展层面
[73]。
（2）从研究力量的地理分布来看，国内军民融合研究的地域分布不均衡，多集中在北部地区，并且与军民融合示范基地的地理位置高度重合。
（3）从研究合作来看，“大分散，小集中”的合作网络特征明显。研究领域内没有形成广泛密集的合作网络，核心作者群成员之间合作程度较弱，不能确定存在有效协作的基础和平台，但是存在小范围的局部合作网络，研究方向的持续性不强。
（4）从研究主题来看，研究热点更迭较快，可持续性不强。面向国际的研究主要是各国军民融合实践的横向比较，面向国内的研究集中在军民融合的一般理论、基本思路、现实困境以及政策方向等，但可操作性强的对策性研究以及成因分析的解释性研究相对较少。
（5）从研究方法来看，前期多为定性分析，由于数据可得性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阶段，但是随着军民融合的不断发展和逐步完善的统计数据，如2018年中国首次公开国防专利相关数据，包括各省国防专利申请数、授权数及有效专利数等，使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实证研究成为可能，部分学者也开始从实证角度进行分析研究，研究方法逐渐由单一走向多元。
6 展望
综上所述，国内军民融合研究起步较晚，仍然存在研究主体合作关系薄弱、研究视角狭窄、研究方法单一等问题，现提出以下几项建议。
（1）研究主体方面，现有研究主体之间缺乏联系，难以跨学科进行多角度研究，应该在未来研究中加强合作，尤其是不同学科、专业以及院校之间的合作，鼓励学术交流，拓宽研究视角，以期推动军民融合领域研究范围更加广泛、内容更加深化。
（2）研究对象方面，目前已有研究对于不同国家之间军民融合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较多，但是对国内各军民融合示范基地的实践经验进行横向比较研究尚属空白。学者们在目前个案经验研究与典型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可对中国不同区域军民融合发展的模式进行分析以期发现其中的共性以及有地域特色的个性。
（3）研究内容方面，一是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军民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困境以及对策建议上，但是对策研究需要更加深化和具体，避免笼统、空洞、操作性不强。二是现有研究对政策内容、政策实施、政策执行效果等方面的研究较少，研究视角分散，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碎片化”的研究形态，往往停留在对一种或若干种政策工具形态及其运行机制层面，建议可以从政策分析角度对军民融合发展进行分析，基于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政策的结果分析，寻找规律，提出针对性意见，以期提高中国军民融合发展相关政策的有效性以及普遍性。
（4）研究方法方面，现有研究多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后续需要引入多种研究方法，在采用文献分析法和实地调研法的基础上，可以同时采用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等多种手段。如借助分析工具对该领域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以揭示政策工具的不同组合与军民融合建设发展的联系；借助文本分析工具研究军民融合政策发展的历史变迁、政策特征以及发展趋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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