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科学计量学（Scientometrics）一词由苏联学者Nakimov和Mulechenko于1969年在其著作
Наукометрия（翻译为《科学计量学》）中首次提出
[1]。科学计量学是指采用量化的分析方法，对科学家的科研活动规律进行研究和分析。科学计量的基础是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过程中生成的各类数据。早期，由于数据库的缺乏，科学计量研究发展缓慢，且在研究上很难进行交互检验。随着加菲尔德博士开发运营的SCI数据库的问世，科学计量学成为一门显学，并迎来了快速发展期。在此背景下，科学计量学研究活动愈发活跃，科研成果的发表需求变得越来越急切。在此背景下，1978年，在匈牙利的贝克、苏联的多布罗夫、美国的加菲尔德和普赖斯等人的积极推动下创建了
Scientometrics期刊（下称《科学计量学》）。该期刊的创建，使科学计量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科学计量学者从此有了自己的学术交流媒介，也改变了以往科学计量的科学成果零散分布于其他期刊的状况。
自《科学计量学》期刊创建以来，随着学术共同体的不断壮大和期刊的不断发展，该期刊已经成为国际科学计量研究成果发表的主要媒介。在科学研究活动中，能否在领域内最为主流的期刊上发表论文，已经成为评价学者、机构或者国家/地区学术水平或分析研究态势与特征的重要参考指标。鉴于《科学计量学》期刊的权威性，该刊被认为是进行科学计量态势分析和研究的最佳样本
[2]。1995年，魏屹东
[3]从论文的研究内容、栏目、作者及国别等方面对《科学计量学》进行了计量分析，解释了科学计量研究的重点以及活动中心及发展趋势等问题。2010年，陈云伟
[4]基于《科学计量学》期刊1978－2008年的2 461篇论文，对主要的国家、机构和主题的特征进行了分析。2018年，大连理工大学侯海燕等
[5]以《科学计量学》期刊论文为种子文献，结合我国学者论文及其施引文献，分析了我国不同时期科学计量学发展特征以及国际影响力。此外，周海花等
[6]通过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JOI) 和《科学计量学》期刊对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的现状和发展进行了分析。田沛霖等
[7]基于
JOI期刊对信息计量学研究的知识结构和发展态势进行了分析。以往研究借助特定科学计量学或信息计量学的期刊数据，从不同的视角呈现了科学计量学或信息计量学的研究态势，为认识某一时期的科学计量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在以上分析中，除了侯海燕等人对我国的发文态势进行了深入分析外，其他研究则更加侧重全球整体的研究，对我国的科学计量研究问题剖析较少。侯海燕等学者虽然对我国科学计量学的影响力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但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学者的发文数量和引用次数，未对我国科学计量学论文的国际合作、研究主题以及知识基础进行研究。因此，本文将以《科学计量学》为样本，全面分析我国学者在《科学计量学》的发文状况，以帮助我国科学计量研究学者深入了解我国科学计量在国际上的研究特征与态势。
2 数据与方法
从Web of Science平台中采集了《科学计量学》自1978年创刊到2021年的所有论文。检索式为：Scientometrics (Publication Titles) AND 1978－2021 (Year Published) 。并依据本研究目的对数据进行切分，数据统计结果如
图1。1978－2021年，《科学计量学》共发表了6 771篇学术论文。其中，我国学者署名的论文有923篇（总被引次数13 943次，篇均被引15.1次），占比达13.632%，在所有发文国家或地区中排名第二（美国发文1 025篇，位居第一）。
对《科学计量学》刊载的所有论文和中国论文的发表时间趋势进行比较，分析中国学者在《科学计量学》发文的时间特征；使用目前广泛应用的文献图谱分析工具VOSviewer
[8,9]和Scimago Graphica对中国论文进行合作分析，探究我国论文在国家/地区层面、机构层面以及作者维度的合作特征；通过主题词和关键词分析，展示我国在《科学计量学》主题图谱中的位置以及研究热点。分析我国合著论文和独著论文的关键词，以了解中国学者独著论文和国际合作论文在研究主题上的差异；从文献共被引视角探索我国学者发表《科学计量学》论文的知识基础。
3 结果分析
3.1 《科学计量学》中国论文的产出趋势
图2显示，1978－2021年《科学计量学》的刊文量呈现显著的增长趋势，特别是2010年之后，发文量增长更加显著。1984年我国学者赵红州先生在《科学计量学》发表了题为《科学工作的智力常数》的论文，开启了我国科学计量学学者在《科学计量学》上发表论文的先河。随后，在1985年和1986年
[10,11]，赵红州先生以第一作者身份又先后发表了两篇论文。赵红州先生是我国知名的科学学与科学计量学学者，具有深厚的科学学理论研究功底，发表了大量原创性的科学计量学成果。时至今日，赵先生所提出的相关理论在科学计量学领域被广为引用。
1984－2000年间，我国学者的发文数量一直较少，在国际科学计量学领域很不活跃。2000年以后，我国学者在《科学计量学》上的发文量呈现出显著的增长趋势（
图2a），年度论文增速高于《科学计量学》整体论文的增长水平。同样，2000年以后，我国学者发文占《科学计量学》整体论文的份额急剧增长（
图2b）。目前来看， 经过10余年的蓬勃发展，我国在科学计量方面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且有一批青年学者已经在该领域崭露头角。过去5年（2017－202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以440篇的论文总量位居发文量第一位（美国第二，发文276篇）。从产出总量和产出态势来看，我国已经成为该期刊论文的主要来源国之一。
3.2 《科学计量学》中国论文的科研合作分析
在我国学者发表的论文中，独著（这里的独著是指非国际合作论文）的论文数为581篇，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合作的论文为342篇，跨国家或地区的合作论文数占比为37.05%。我国学者独著和合著论文的趋势，如
图3。结果表明，我国独著和合著论文数量都呈现了显著的增长趋势。在独著和合著的比例分布上，我国早期的论文以国家独著为主，与国际科学计量学界没有合作。在2000年以后，与国际的互动逐渐密切，国际间合作论文比例呈现了一定增长趋势，分别在2006年和2010年的国际合作论文数占比超过了我国发表论文的一半。过去十年以来，我国的国际合作论文数稳定在40%左右。从国际论文的占比不难看出，我国已经逐渐融入了国际科学计量学术共同体，在国际合著产出上已经相对稳定。
为了进一步明晰我国在国际上的合作伙伴，通过我国学者发表的论文数据，构建了国家/地区间的合作网络，如
图4。目前，我国学者已经与来自40个国家/地区的学者建立了合作关系。其中，中国与美国在科学计量学上的合作最为密切，这与我国本土培养的科学计量学学者留美后继续与国内保持科研合作有直接关系（例如：陈超美、丁颖等）。其次，与中国合作密切的国家/地区依次为比利时、中国台湾、英国以及澳大利亚。我国学者长期以来与来自比利时的Rousseau Ronald和Glanzel Wolfgang等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保持着密切的合作。目前，很多年轻学者之所以能在国际科学计量学领域崭露头角，与其导师早期建立的这些国际合作关系密切相关。
国际合作不仅能促进科学计量研究问题的高效处理，而且对于提升我国科学计量学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有重要的作用。对我国独著和国际合作论文的引证分析显示，我国独著论文的篇均被引为13.27次，国际合作论文篇均被引为18.18次。《科学计量学》上中国论文的h指数为52，h核论文中有28篇是国际合作论文（占比28/52, 53.85%）。这28篇论文贡献的总被引频次为2 406次，我国独立发表的h核论文的总被引次数为1 796次。不难得出，国际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科学计量学的学术影响力，新的时代，新的科学计量国际合作关系的构建是我国科学计量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策略。
在机构层面上，923篇中国论文共涉及527个机构。发文量不小于10篇的机构有40个，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发文量为33篇，但与其他39个机构均无合作关系，因此未在图谱中显示，如
图5。在《科学计量学》上发文量排名前列的中国机构及与中国合作发文较多的国外机构名单见
表1。其中发文量排名前10的中国机构分别为武汉大学（104篇）、大连理工大学（82篇）、中国科学院（70篇）、南京大学（62篇）、北京大学（47篇）、中国科学院大学（46篇）、浙江大学（39篇）、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35篇）以及清华大学（34篇）。TOP10高产机构都是我国图情档或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领域有代表性的高校或科研院所。例如，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北京大学等都是以图书情报研究和教学见长的高校，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相关人才。此外，大连理工大学在刘则渊、梁立明以及陈超美等科学学与科学计量学知名学者指导下，抓住了科学知识图谱研究的契机，在过去10年发展迅速。
在合作网络中，与我国机构合作密切的国外机构按照合作论文数依次为比利时鲁汶大学（46篇）、美国印第安纳大学（24篇）、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18篇）、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16篇）、KHBO KU Leuven 协会（13篇）、美国德雷赛尔大学（12篇）、匈牙利科学院（10篇）以及美国搜索技术公司（10篇）。国外的这些机构已经成为我国科学计量学走向国际的有力帮手，同时也促进了我国科学计量研究在国际上的显示度与影响力。机构层面的合作网络显示，在《科学计量学》上形成了四大合作群，各个群落中的代表性高产机构分别为大连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武汉大学以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合作群中，国外的一些机构成为国内机构建立潜在合作关系的枢纽。例如，比利时鲁汶大学与浙江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以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建立了合作关系，但国内的这些机构之间的合作却并不密切。
在机构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923篇中国论文的作者合作网络进行分析，如
图6。发文超过10篇的作者见
表2，排名第一的是来自中国科学院的官建成，发文量达37篇，远超我国其他学者，其次是王贤文、于光、何玉山以及刘维树等学者。在923篇论文中，有32篇是我国学者与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的罗纳德·鲁索合作发表的，作为与中国在该领域合作最为密切的外国专家，罗纳德·鲁索与我国19位学者有合作关系，为我国科学计量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比利时学者沃尔夫冈·格兰泽也与我国9位学者建立了合作关系。我国学者还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华人学者保持着合作关系。
3.3 《科学计量学》中国论文的研究主题
图7是对《科学计量学》研究主题的分析。通过分析不难得出，目前《科学计量学》论文的主题主要集中在四大方面，分别为科技评估（红色）、知识网络与图谱分析（蓝色）、科研合作与产出绩效分析（绿色）以及技术计量与专利分析（黄色）。当前，基于社交媒体数据分析的“补充计量学”是该刊的热点研究主题。在该刊中，与“国际合作”“基于h指数的学术评价”以及“科学知识图谱”相关的主题论文具有较高的引文影响力。《科学计量学》上中国论文的研究主题则主要分布在科研产出的绩效分析、科学知识图谱以及技术计量分析领域。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学者在研究中往往将美国作为参照系来进行比较研究。中国论文的研究主题对美国有较高的关注度。
为了解我国学者更为具体的研究内容，分别对我国学者独著论文和合著论文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如
图8。在《科学计量学》全部论文中，文献计量学、引文分析、作者合作、科学计量学以及h指数等是关注的热点。中国论文在研究主题上与期刊整体高度相关，但是在关键词的词频排序上存在一定差异，特别是在研究趋势、共词分析、共被引分析以及引文网络分析的相关研究中。期刊总体论文关注的热点主要包括研究评估、同行评议、大学研究以及基于SCOPUS数据的研究，而在中国独著论文中，“睡美人”和可视化分析相对比较突出，中国合著论文的研究主题在文本挖掘和引文影响力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和特色。
3.4 《科学计量学》中国论文的知识基础
研究中所引用的参考文献代表着当前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本部分通过构建参考文献的共被引网络来分析我国学者在《科学计量学》上所发表论文的研究基础，为后续我国学者从事相关研究提供信息参考。我国学者从1984－2021年共引用了24 115篇参考文献，其中引用次数不小于20次的参考文献共有47篇，所形成的文献共被引网络，如
图9。在网络中，被引频次最高的论文为Hirsch J E发表的h指数开创性论文
[12]，被引次数达到了114次。也就是说，自2005年发表后，该论文被我国13%的论文引用。排名第二的是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
[13]发表的 “CiteSpace II: 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 trends and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被引频次达到51次，其开发的CiteSpace已经成为我国学者从事科学图谱实践的重要工具。此外，Zhou P
[14]、Garfield E
[15]、Blei DM
[16]、Egghe L
[17]、Katz JS
[18]、Small H
[19]、Newman MEJ
[20]以及Van Eck NJ
[21]等的论文也具有较高的被引频次。
对文献的共被引网络进行聚类，分析我国学者所发论文的知识基础结构。
图9显示，《科学计量学》上发表的中国论文的知识基础主要分布在四个方面，分别为#1 科学知识图谱（红色）、#2 科技评价（紫色）、#3 网络科学与合著分析（蓝色）以及#4 国家科技绩效分析（黄色）。在网络中，我国学者引用的基础文献主要来自国外，国内文献较少。在聚类#1中，被引用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为陈超美关于CiteSpace的论文和Van Eck NJ关于VOSviewer的论文，这两篇论文已经成为应用相关软件进行知识图谱分析的研究基础。此外，关于科学知识图谱分析的研究论文也是聚类#1的核心，如Blei D M提出的LDA分析模型、Small H提出的文献共被引分析模型以及Price D J发表的引文网络开创性论文《科学论文的网络》。在聚类#2 中，h指数论文被引频次最高，在h指数的基础上Egghe L提出的g指数经典研究也被广泛引用。h指数以及h型指数已经成为我国科学计量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我国科技评价研究知名学者叶鹰教授、金碧辉研究员以及梁立明教授等的研究中都涉及h指数研究、分析与改进。除此之外，Garfield E的经典研究成果
[15,22]也成为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基础。Garfield E所创造的Science Citations Index以及基于引文的期刊评价为后续开展科技评价提供了思想基础。在聚类#3中，代表性研究有Katz J S的代表作“什么是科研合作”、Newman M E的“科学合作网络”以及Freeman LC的“社会网络中的中心性的概念说明
[23] ”。在聚类#4中，原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周萍教授和阿姆斯特丹大学Loet Leydesdorff合著的“中国作为科学领军国家的崛起”被引频次最高。此外，普赖斯在1963年出版的《大科学，小科学》也被广泛引用。
4 总结与讨论
某个领域内的代表性期刊的发文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领域的发展状况。基于此，本文采集和分析了1984－2021年我国学者在《科学计量学》上发表的923篇论文，全面展示了我国科学计量学的研究和发展状况。
我国的科学计量学经过30余年的发展，发文量已经跻身全球科学计量研究大国的行列，过去5年的累计论文产出已经位居全球第一。种种迹象表明，国际科学计量研究的中心已经逐渐向我国转移。在上一代科学计量学学者的努力下（如，赵红州、蒋国华、官建成、邱均平、梁立明、金碧辉以及武夷山等），我国已走进国际科学计量学的学术共同体，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国科学计量学人才队伍在不断壮大，成长出一批高产且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青年学者（包括华人学者）。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在国际ISSI担任要职，也有多人受邀担任《科学计量学》的主编、副主编或编委，进一步反映了我国科学计量学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在国际组织中话语权的提升。
我国科学计量学相比国际社会起步要晚，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需求息息相关。自从1984年我国科学计量学先驱赵红州先生在《科学计量学》发文以来，该期刊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声音。我国之所以成为科学计量学研究大国，主要是因为我国建立了与科学计量学相关的本硕博以及博士后的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且相关研究机构的规模在全球独树一帜。值得反思的是，虽然我国的论文产出已经具有很大规模，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基于参考文献分析得到的知识基础分布显示，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国外学者的理论、方法或者工具等，在科学计量学领域鲜有我国学者的原创指标、技术、方法或者模型被广泛使用。相较而言，我国学者在基于文献数据的实证研究中极具活跃度。科学计量学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需要科学学、计量学、计算机科学、数学、统计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它的发展需要不同学科的学者加强合作，而不仅限于科学计量学研究者间的合作。在从“科学计量大国”向“科学计量强国”转变的过程中，需要中国学者能够讲出中国故事，贡献中国学者的智慧，不能仅停留在对国外研究的跟随，要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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