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科技服务业成为加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实现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的关键枢纽,是推动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经济深度融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1]。科技服务与产业协同发展的本质是建构二者同频共振、互为促进机制,以充分释放科技创新与科技服务的巨大产业牵引力、创造力,从而提升国民经济的增速发展,全面发挥科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力量。
我国科技服务业起步较晚,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服务工作,开始着手科技情报服务体系的组建,科技服务与产业协同发展尚处于萌芽摸索状态。改革开放后,《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重要制度相继发布,科技服务业进入快速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科技服务与产业协同发展之间的衔接度、紧密度不断提升,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价值、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进一步展现和释放。当前,全面分析我国科技服务与产业协同发展的演进历程,深入总结二者协同发展的建设成效与经验启示,有助于把握未来科技服务与产业协同发展的方向走势,对于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助力新兴产业发展,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
2 我国科技服务与产业协同发展的实践演进
新中国成立至今,伴随科技服务业的起步建设与发展壮大,我国科技服务与产业协同发展的实践探索走过了漫长历程,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起步到初具规模再到全面布局、整体提升和提质深化的演进过程,逐步增强了科技服务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影响、深化了科技与产业的融合发展。
2.1 萌芽摸索期的蓄势待发（1956–1977年）
我国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56年初,钱学森提议“我国应根据国家科技和经济发展需要,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情报系统”。此后,中国科学院及各地区开始设立科技情报研究所,着手培养科技情报工作人员,其目标定位是发挥“耳目、尖兵和参谋”作用,全面、及时地搜集、研究和报导国内外科学技术发展情况,更好地服务于新中国科技、经济、教育事业的发展。文革期间,科技服务工作一度陷入停滞状态。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1970–1975年,各级科技情报服务机构开始部分恢复。
这一时期科技服务工作主要以文献传递和信息服务等科技情报服务为主,通过手工检索、文献编译、技术报告处理、二次文献加工等直接服务于国防和三线建设等国家重点项目,为中国科学进步与技术自立与突破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科技服务方式和主体单一,与国民经济和产业发展的结合极为有限。
2.2 起步探索阶段的全面布局（1978–1995年）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科技服务工作呈现出迅速恢复和复苏发展的局面,不仅基本建立起覆盖全国的科技信息服务网络,而且技术商品化、技术市场、中介服务机构等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以北京市为例,1979年,北京市科协创办了第一家咨询服务机构——科技咨询服务部,1980年,第一家民营科技开发服务机构——北京先进技术发展部在中关村诞生,一批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先后在各地零散出现。
1980年第五次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明确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方针,强化了“科技体制改革是经济改革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培育科技中介主体,培养善于应用技术成果和善于经营技术商品的人才,并适当发展技术商品的经营机构;此后,《国家科委关于进一步加快和深化科技信息机制改革的意见说明》和《国家科委关于加快科技信息服务业搞活纲要和政策要点》等政策措施先后出台,在提出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的同时,还正式确立了科技服务的产业属性和商品属性,并从改革思路和政策规则上鼓励科技成果的产业转化和技术服务的社会化。
这一阶段,不仅恢复确立了科技服务为国家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基本任务,还在推动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中开始了科技服务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表明中国科技服务业开始主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重新定位科技成果权属与技术交易规则,科技服务市场迅速兴起,服务类型、体系、手段更加完善,制度规则逐步健全,标志着科技服务与产业协同发展逐渐进入规范化管理范畴。
2.3 改革推进阶段的整体提升（1996–2016年）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颁发后,深化科技服务与产业、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结合成为科技服务业改革的聚焦点。在宏观环境上,科技服务与产业协同发展的战略地位凸显。1999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明确将科技服务体制改革与推动产业发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紧密结合,《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指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应紧紧围绕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以加强科技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为目标,以调整结构、转换机制为重点。
在中微观层面,为深入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科技体制改革持续推进,逐步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服务体系,科技服务与产业协同发展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实施框架更加完备。同时,科技服务嵌入产业协同发展的空间不断拓展,知识产权服务、检验检测服务、创业孵化服务等服务类型更加丰富,服务手段更加先进,服务主体更加多元。科技服务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结合愈加紧密,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活力得到极大释放。主要表现在：（1）构建了层次分明、结构完整的科技服务组织体系,以生产力促进中心、孵化器、科技咨询与评估机构、技术交易机构为代表的科技中介机构迅速发展,实现了科技服务组织网络省、市、县的全覆盖;（2）完成了科技服务机构的企业化转制,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服务格局基本形成;（3）增强了科技服务型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各级政府设立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科技发展专项资助以及税收减免优惠等成功催生和孵化了一大批科技服务企业,企业的技术服务水平逐年提高;（4）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开发科技服务平台,主动探索符合科技服务业需求与满足产业运营特点的科技与产业集群化发展模式。
2.4 创新增速阶段的提质深化（2017年至今）
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面对全球科技革命和中美贸易战等重大挑战,以科技服务激活科技创新链、带动产业发展链已成为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选择。因而,激发主体科技创新的内生动力,完善科技服务支持体系,强化科技服务链与产业链的有机衔接,充分释放科技服务在应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潜能效应成为当前阶段科技服务业提质增效、高质量服务产业发展的主要任务。
为营造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新生态,破除阻碍产学研发展的深层次制度瓶颈,《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关于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等政策举措密集性出台,进一步激发了各类主体科技服务的创造力,从制度上为健全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和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注入了生机活力。
这一阶段的主要做法包括：（1）加大制度激励,强化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供给,着力释放主体创新活力,“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科技园”全链条孵化育成体系逐步完善;（2）全面推进科技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企业主导技术研发创新的能力不断增强,市场活跃度不断提升,研发投入不断增加,科技服务已成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牵引;（3）建成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科技服务资源开放共享机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新区、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等创新服务平台的技术溢出效应与产业牵引效应明显,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取得突破;（4）将数字技术、前沿科技等现代元素快速融入产业发展,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研发应用与产业深度融合,加快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展现出强大活力;（5）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现代服务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示范”重点专项城市群综合科技服务集成技术为基础,初步构建了京津冀协同创新区、长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等10个综合科技服务与产业协同发展示范区,增强了城市群创新性资源集聚和产业升级的综合实力。
3 我国科技服务与产业协同发展的建设成效
在科技服务与产业协同发展的实践演进中,我国的科技服务组织网络日益完善,市场主体不断壮大,法规制度逐步健全,专业化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2],逐步实现了从单一到多元的主体协同化,从科技事业的辅助服务到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协调共进关键纽带的功能集成化,从单一计划管控到政府主导、市场运行与社会回应的治理现代化,从科技服务业内的封闭发展到科技、产业融合发展的对象开放化……,在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建立了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化运作与产学研相结合的新型科技服务组织管理体制。
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下,各地顺利完成了国有科技服务机构的企业化转型,建立了面向产业发展的科技服务供需衔接机制、人才有序流动机制,国有、民营、中外合资等多种所有制科技服务机构从数量、规模到服务类型都有极大发展,顺利实现了“科技服务活动从以科研机构为主体”向“以企业为主体和多主体联动”的转变,营造了高校、科研院所与国有科技服务企业、民间中介服务机构等多主体分工明确、功能完备、定位清晰、竞争合作的良好发展格局。
（2）架构了系统完善的科技服务管理制度体系,破除了诱发科技链、产业链割裂的制度瓶颈,为科技服务业的创新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制度生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国务院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法规制度的整体推进,全面破解了科技服务与产业协同的发展困境。实现了科技服务投入从单一的政府配置向企业、社会多主体投入转变;服务类型从传统科技情报向技术咨询、技术培训、创业孵化、金融科技、第三方检验检测等全方位立体化服务转变;服务管理从行业性、部门化条块分割式管理向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的综合协同性管理转变;服务链条从简单的情报咨询扩展到产业链上下游,向支撑现代服务业的所有领域延伸;服务对象实现了从“机构服务”向“平台服务”、从“资源服务”向“方案服务”的转变;激励机制从科技奖励为主向知识、技术、管理、数据诸要素参与分配的多元激励方式转变。
（3）培育了一批富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服务领军企业,科技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各地充分认识到科技服务型企业是提升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保障国家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的重要依托,纷纷采取有效措施,激发企业科技服务创新的内生动力。广东省评选科技服务业百强企业、江苏省开展科技服务业百强机构的遴选、四川省设立科技服务业产业示范项目、西安市印发《科技服务业示范机构认定管理办法》、上海市加快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北京市将科技服务业纳入北京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在各地政府的积极引导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服务龙头骨干企业竞相涌现,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20版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统计了全球研发投入最多的2 500家公司,美国以775家名列榜首,中国以536家排名第二
[3],其中,科技服务型龙头企业构成我国企业创新主体。
（4）营造了科技服务与产业集聚融合发展的共赢氛围,实现了科技服务与产业协同发展能力的跨越式提升,科技创新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设成效突出。
一方面,科技服务供给能力明显增强。我国的科技服务创新聚焦主体能力建设、服务内涵建设、市场生态建设和数字化服务平台建设,通过科技服务资源开发、拓展订单式业务供给、实现线上线下服务联动、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现了科技服务引领产业发展水平的质的提升;另一方面,强化协同,着力提高科技成果产业化水平。通过优化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引导创新要素向科技服务业集聚,鼓励区域科技服务特色化发展,培育和孵化了一批富有创新活力的初创型、成长型、领军型科技服务企业。同时,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打造了一批专业化能力突出、运营模式成熟、业务特色鲜明、辐射效益明显的科技服务品牌机构,产业汇聚与集群效应初显。据调查,2019年中国科技服务业市场规模达到2.23万亿元,GDP占比在2.2%左右,市场规模同比增长大约10.9%
[4],如
图1所示,科技服务业已经成为当前拉动产业升级优化的关键性产业。
（5）提出了面向创新发展的区域科技服务与产业协同发展模式,建立了以城市群都市圈为支撑的高质量发展框架。
近年来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粤港澳、中三角、成渝等为代表的城市群成为我国在空间结构上推进科技服务与产业协同发展的新形式,并逐步形成了以都市圈、核心城市为引领,区域内城市间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分工布局,建立了“主体协同-产业耦合-城市联动”的多维科技服务生态体系。通过建立城市群科技服务联盟等长效磋商机制,开辟了科技服务资源与产业需求跨城市、跨领域、跨层级对接路径,打破了区域、行业、部门之间的行政壁垒,促使创新链、服务链、产业链在更大空间深度融合,逐步构建起面向区域创新一体化发展的城市群科技服务与产业协同体系
[5,6];同时,提出了东部率先、中部崛起、西部开发、振兴东北等区域发展战略,并运用网络信息技术搭建科技服务综合平台,以技术手段跨越了协同合作的障碍壁垒,从而促进整体的区域协调发展。
4 我国科技服务与产业协同发展的经验启示
在长期的建设中,我国的科技服务工作始终坚持服务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初心,始终坚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始终坚持以质量和创新为主旋律的科技服务内涵式发展。从初期面向国家战略安全的重大项目逐步扩展到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再转换到以科技服务孵化培育高新技术产业乃至经济建设主战场,我国的科技服务体系日益完善,并形成了以党和政府为领导、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共同参与的科技创新体系
[7],逐步探索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科技服务与产业协同发展的路径方法,为新时代科技服务创新与协同和带动产业升级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启示。
（1）发挥制度优势,顶层设计擘画科技服务与产业协同发展蓝图。
国家高度重视科技服务工作,正确把握科技服务的发展方向,充分发挥制度的前瞻性引领作用,不仅对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和现代科技服务业进行了整体布局和统筹规划,还坚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将推进科技服务发展全面融入到国家科技创新战略、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中,持续阐明科技服务业创新发展的目标、原则、任务与举措,扎实推进科技创新链、服务链与产业链的一体化协同。
（2）深化体制改革,完善政府主导型科技服务与产业协同发展模式。
体制机制改革事关科技服务活力,是深化科技服务与产业协同发展的关键。一方面,通过健全国家和各级政府科技服务管理的组织体系,营造法律保障健全、政策扶持到位、市场公平有序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对科技服务业发展和科技引领产业协同的宏观指导与统筹管理。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经费投入持续保持15 %年均增长,2020年投入的研究与发展（R&D）经费超过24 393亿元,政府投入既是科技服务发展的资源保障也是引领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的有力“指挥棒”;另一方面,围绕科技服务机构企业化转制、激发主体创新活力、优化科技服务资源配置等核心问题,通过改革试点,在人才、项目、税收、管理等科技服务的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步,逐渐总结摸索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市场化科技服务牵引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新路,建立起政府领导、市场驱动、资本赋能、社会参与的多元协同型科技服务运行模式。
（3）鼓励先行先试,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科技服务与产业协同发展道路。
面对我国科技服务发展中长期存在的区域不平衡、产业集中度较低、技术结构不够合理的现实问题,各地结合实际,在打通科技政策链、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服务链的系统化发展中大胆探索,积极试点,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的经验并逐步推广到全国各地。以深圳、上海、北京为代表的改革先行地区,深入推进科技服务机构改革试点、科技股权激励试点、科研经费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支持创新创业税收政策试点等,形成强有力的辐射示范效应;成都、武汉、烟台等开启产业技术创新攻关计划、高新区科技创新计划等,成功搭建了“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科技园区”四位一体的科技孵化体系;南京、长沙、南昌等推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智汇投”“智创投”“科创投”“科创贷”“科技创新券”等多种金融服务方式和金融产品,创建了“政府、企业、大学”“园区、产业、基金”“科技、产业、金融”的立体三螺旋发展模式。在鼓励区域特色化发展的同时,科学布局以核心城市为节点的城市群科技服务与产业协同发展的网络化创新体系,实现了城市群创新要素互补、资源协同与产业集聚的叠加效应,既走出了立足国情的多样化科技服务与产业协同发展模式,也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科技服务管理方式与产业创新发展模式。
（4）注重产业牵引,增强企业科技服务应用示范能力。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服务工作秉持的基本原则,除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导向外,中观执行层面始终坚持“需求牵引、市场主导”,不断强化产业发展的技术咨询、知识产权、创业孵化等科技服务,建设高度协同的产学研联盟,依托创新平台突破产业链发展的技术瓶颈,构建产业发展的科技生态,促进创新要素的融通整合已成为各级政府的主要做法,从而较好地实现了产业链与创新链、科技服务链的紧密结合,使得科技服务与产业转型升级之间互为支撑、互为促进;微观层面聚焦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含量的提升,通过科技特派员制度、科技专项、技术指导、合作孵化等全面建构覆盖广泛的企业研发体系,切实增强了科技服务上下游业务的集成度与联动性,培育了一批科技服务骨干企业,成功地将创新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生产经营活动,并形成了以创新型大型龙头企业为引领、科技型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发展格局。
（5）强化条件保障,营造产学研协同联动的科技服务新生态。
人员、技术、数据、设备等要素既构成了科技服务与产业协同发展的物质基础与基本保障,也代表了二者协同发展的整体水平。为激发创新活力,通过改革人才评价与考核激励体系,实施高新技术人才工程,搭建高新区、科技园等各类创新平台,组建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共同参与的产业技术联盟,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创建体现知识、技术等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建设科学数据中心,建立数据、大型仪器共享机制……,以有温度的政策和有效度的服务成功打造了“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的创新生态。同时,充分运用网络信息技术,面向产业发展需求,布局和开发城市群综合科技服务平台,借助科技服务资源在线集成发布、服务供需智能匹配、技术转化数字交易等功能,进一步优化和整合研发设计、科技情报、检验检测、创业培育、科技金融等科技服务内容,创建“科技淘宝”“科技威客”等服务模式,实现了跨区域、跨领域综合科技服务的一站式、流程化、全链条供给,极大促进了科技资源的高效流动,从而“畅通科技创新链与产业共享互动,提升服务链效率和生态韧性”
[8]。
新时代我国已迈进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加快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成为当前科技服务业发展的首要任务。面对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对科技服务业的现实需要,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对科技服务能力的高水准要求,面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科技服务的更高期待,我国科技服务与产业协同发展的结合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仍存在专业化程度偏低、服务能力偏弱等问题
[9]。未来仍需苦练内功,进一步提升科技服务能力,在强化应用、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等诸多领域进一步发力。同时,还应在新一轮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中掌握战略主动,增强科技服务标准规范的制定与执行,推进数字化赋能与产业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的提质增效。
科学新闻
大豆高蛋白主要控制基因的鉴定和分析获新进展
6月1日,一支国际联合团队在大豆高蛋白主要控制基因的鉴定和分析取得新进展,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张恒友为论文共同第一作者。
联合团队的研究利用经典连锁QTL分析结合基因组测序数据联合分析,鉴定到位于20号染色体的一个主效QTL（数量性状基因座）cqPro-20。该QTL自1992年首次鉴定以来,在不同遗传背景中被鉴定到,但基因不清楚,发掘其控制基因一直是大豆蛋白研究的主要内容。
研究发现,一个编码CCT结构域的基因POWR1控制cqPro-20,一个321-bp转座子在CCT结构域的插入/缺失是该位点引起蛋白和油脂变异的主因。研究人员通过群体基因组学、近等基因系和大豆遗传转化研究证实POWR1调控蛋白质和油份含量,同时影响粒重和田间产量;突变和野生型分别控制高油和高蛋白表型,从遗传上解释了部分蛋—油负相关遗传基础。
研究还表明,POWR1是大豆驯化的重要基因之一,高油基因型受到强烈选择,据此推断对高油基因型的强烈选择主要是由于对大籽粒的优先选择而导致。高蛋白基因型在栽培大豆中含量很少且主要分布在亚洲,并且在POWR1位点有明显的基因导入痕迹,进而推测与本地高蛋白育种需求有关,符合亚洲自古都是大豆蛋白主要消费地的认识。
据了解,这项研究为阐明大豆蛋白质和油份的分子调控机制以及高蛋白的精准分子育种带来了机遇。(来源：中国科学报 沈春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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