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Web of Science中不断涌现出拥有1 000个、甚至更多作者,横跨100多个国家的研究论文。众多作者/众多国家的组合产生出复杂的作者署名模式,它不同于传统的典型学术论文,而且推升了论文引用率。
在该报告中,我们将描述两种模式,它们将复杂作者署名与引用率提升效应关联在一起：与多作者署名（超过10个作者,5个以上国家）相关的普遍性引用率提升;超大规模作者署名（超过100个作者,超过30个国家）导致的更具扰动性的结果。
在整个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一篇论文最常见的作者人数是3人,全球95%的论文署名作者人数不超过10人（
表1）。一篇论文最常见的作者所属国数量是1个,全球99%的论文署名作者所属国数量不超过5个（
图1、
表2）。
复杂作者署名（多作者、多国家）现象过去五年持续呈上升势头。最大的相对增长与超大规模作者署名的显著增加密切相关（
图2）。
对一篇论文来说,多一个国家比多一个作者更有益处：复杂作者署名与研究绩效指标相关（“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CNCI,
图3）;作者人数与引文影响力的小幅持续上升相关联（
图4）;国家数量与幅度更大但不太稳定的引文影响力上升相关联（
图5）。
作者与引文影响力模式因学科而异。
在生物学领域,日益增加的作者和国家数量始终与引文影响力的上升相关联。但在临床医学领域,这种效应更不稳定,更多的作者与国家数量造成更高的CNCI,高达世界均值的100倍。
在化学领域,署名作者人数与引用数量之间没有密切联系（
图6）;在粒子物理学领域,当国家数量很多时,影响力值异常之高（
图7）。在国家层面也能观察到多作者署名和超大规模作者署名的影响。具体影响取决于本国研究基础的规模。对所有国家而言,引用影响力随着署名作者人数的增加而增加;但对小国而言,影响力的增加更明显,也更多变（
图8）。
在全球占比5%的10人及以上多作者署名论文中,每个国家均有份额,并通过该份额实现引用影响力的增长。
在成长型的小规模研究经济体中,这些论文的平均CNCI是一般论文的5倍,甚至更多（
表3）。
引言
科睿唯安学术研究事业部对研究出版物署名作者人数和地址数量的增长进行了长期关注。
2012年,Chris King在ISI《科学观察（Science Watch）》指出,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拥有50名以上作者的出版物数量从1998年的400篇左右增加到2011年的1 000篇以上。而在同一时期,拥有100名以上署名作者的出版物数量翻倍,达到600篇
[1]。
2000年以前,单篇论文的最多作者人数很少超过500。2004年,千人大关被突破,一篇2 500名作者的论文发表。此类文章数量越来越多,现有纪录保持者是ATLAS团队在2015年关于希格斯玻色子的一篇论文——有5 153名署名作者和500多个机构地址
[2,3]。
作者单位所属国家的数量也有类似的增长。1980年代,国际合作相对较少,不过此后快速增长;归属于某一国的论文中,超过一半都有一名来自其他国家的合著者
[4]。此类合作的动因是多种多样的;不过,数据是一个关键驱动因素,在医疗卫生和环境科学领域,论文由多国作者署名的现象的显著增长。一篇关于人类体重趋势的论文创下署名作者所属国（非重复）数量之最——达到108个（超过联合国成员国的一半）,机构地址达1 000多个
[5]。
合作的原因和优势得到广泛研究
[6,7]。《经济学人》报道称合著现象呈上升势头,并指出每名作者名下文章数量的增加不代表生产力的增加
[8]。该报道指出,“客座作者”和互惠性地给予同事免费署名,造成了全球作者人均论文生产力的实际下降。
很久以前,Derek De Solla Price就注意到署名作者人数的增长
[9]。有些人可能出于文化习惯,将资深成员的名字添加到研究小组的论文署名中
[10]。据称在一些等级更森严的国家,这一现象更为普遍。据观察,将系主任列为合著者的生物医学论文数量有所增加
[11];不过,多作者署名现象的增加过于普遍,导致我们无法以此来宽泛地解释。在某些领域,已经有人对作者的署名文化和模式进行学科分析,这些领域包括社会科学
[12]、经济学
[13]和医学相关研究——在医学研究领域,《新英格兰医学期刊》（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的单一作者署名文章占比在整个20世纪从98%下降到5%
[14]。
署名作者人数的增加引发了一些忧虑
[15]：在当代语境下,作者名单上的名字究竟意味着什么?换言之,署名作者是否还能等同于创作者?此外,随着署名作者人数的增加,还有人就集体责任该如何界定提出疑问
[10]：一篇100名作者署名的论文与只有一个或几个作者署名的论文是否属于同类论文?King指出
[1],署名作者人数超过1 000人（称为超大规模作者署名
[15]）的论文数量在持续增长。此类论文集中在物理学领域,包括国际空间观测台和CERN的论文。
Cronin得出结论称
[15],超大规模作者署名标志着研究性质的变化。人口研究、流行病学、气候变化、粒子与空间科学——这些科研工作面临的重大挑战需要大型团队来应对,随之而来的就是设备、数据收集、纵向研究和分析处理方面的投资需求。对于重大创新,单一研究者的模式已经不太可行。
作者署名模式向研究分析师和政策制定者提出了三个问题。首先是如何记录、了解作者署名模式的变化,并确定这些变化属于学科特有现象还是全球普遍现象。其次,出版物的学术影响与愈发庞大的署名作者人数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以及超大规模作者署名出版物是否应自成一类,以便分析。第三点是本文没有涉及的一个问题——有众多署名作者的论文如何界定其贡献归属（参见参考文献[
16]）。
有多少作者?有多少国家?
为了揭示近年来作者署名的总体趋势和当前分布情况,我们研究了2009–2018年间在Web of Science所标引的期刊中,被明确认定为“研究论文（articles）”（非综述或其他文献类型）的1 570万篇文献。
第一个5年（2009–2013）有690万篇论文;第二个5年（2014–2018）有880万篇论文。
正如学术文献所示,作者署名呈现出偏斜分布的状态,大部分论文都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署名作者,很小一部分论文有着为数众多的署名作者。
另有1 414篇论文为“零”署名作者,这些论文为团体署名,其中农业科学论文占60%。
这一时期最常见的署名作者人数是3人（
图1-左）。超过1 000万篇论文（占论文总数三分之二以上）的署名作者人数不超过5人,1 490万篇论文（占论文总数近95%）的署名作者人数不超过10人。这是一项重要的背景统计,虽然多作者署名现象的确有所增加,同时超大规模作者署名现象目前也相对比较常见,但署名作者只有少数几人的论文仍占据研究文献的主流。有大量署名作者的论文依然相对稀少。
各国分布情况（
图1-右）也提供了重要参考信息——目前最常见的情况是所有作者均来自同一国家。鉴于国际合作的增加,这一发现有些出人意料。
不过,虽然国际合作网络在欧洲十分常见,但我们最近的G20国家数据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大约三分之二的研究论文来自本国,而中国大约四分之三的论文来自本国
[17]。在亚洲和拉美的众多国家和地区,国际合作网络仍在发展中。
图1为多作者署名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参照：对于何为典型,我们需要谨慎判断。作者署名模式可能有变化,但没有证据表明传统模式遭到颠覆。
接下来我们来审视近些年变化的证据。具体做法是将近5年（2014–2018）的作者署名分布情况与前一个5年（2009–2013）相比较（
图2）。在这两个时期,署名作者人数出现增加。在按作者人数分类的组别中,大多数组别的署名作者人数增幅相似,不过有两点值得关注。首先,相比其他组别的大幅增长,有1~5名署名作者的论文数量增幅较小。其次,有证据表明,拥有大量署名作者（>100）的论文数量有所变化,拥有100~500名署名作者和500~1 000名署名作者的论文数量在两个时间段较为接近,而1 000名署名作者以上的论文数量则大为增加。
当按国家归属来分析论文作者署名情况时,跨国作者署名频次的增长要明显得多。相比1~5个国家的组别,最多30个国家组别的数量增长更多,而31~40个国家的出现频次则有所下降。40个国家以上组别的论文数量却大幅增长。第一个5年期内,作者国家数量超过50个的论文只有3篇;而从2014年起,这些组别的论文数量十分庞大,某些论文甚至归属100多个国家。
是否所有领域都有多作者论文?
总体趋势很明显：多作者论文数量相对增加,多国作者论文数量大幅增加。这一规律是涉及所有领域,还是仅限于特定研究领域?
为探究这一点,我们将Web of Science数据映射至Web of Science基本科学指标（ESI）中的主要学科。一共有21个学科,涵盖化学和物理学等宽泛领域,外加一个多学科类别,涵盖《自然》和《科学》等期刊（
表1）。
各个学科之间差异显著。在大多数领域,最常见的署名作者人数是1~5人。而在生物医学领域,其中有些学科10年间论文发表量超过100万篇,署名作者人数则趋向于进一步增加。
例如在临床医学、微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领域,超过10%的论文有10名以上署名作者。在免疫学领域,这一比例接近2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植物与动物学,拥有10人或10人以上署名作者的论文约占3%。
物理学和空间科学独树一帜。在这些领域,署名作者人数很少的论文依然普遍（署名作者不超过5人的论文占比分别为74%和66%）,但超大规模作者署名论文的数量多于其他学科（署名作者超过50人的论文分别占0.6%和1.5%）。
这些模式表明不同领域之间存在科研文化的差异。目前看来,生物医药学领域目前普遍需要大型团队。而物理学仍然坚持传统的小团队模式,同时也支持需要大规模“超级合作”的工作。
社会科学的论文署名作者人数一般较少,数学和工程学也是如此。事实上,10人以上署名的社会科学类论文一旦占比超过1%,或许就标志着这一领域的文化正在经历转变,因为个人和小团队研究一直是社会科学领域的标准范式。
我们建议：
在任何样本中,署名作者人数超过10 人的论文应当被致谢和单独描述,因为此类文章会影响解读。虽然多作者署名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对于大多数（而非全部）学科领域,这种影响力是一贯的、递进的、规律的;但是对于某些领域,多作者署名则几乎或完全没有影响力。在这方面,数据管理或分析无需作出改变。
超大规模作者署名、超过100名署名作者和/或30个国家的论文则应当被区别对待。简单说,这些论文与其他论文不同,它们的影响力不可预测、不具连贯性,有时候可能非常大。要求在国家和机构层面将这些数据从所有相关分析中移除的呼声很高。在临床医学和粒子物理学领域,超大规模作者署名产生的模式尤为特别且不规律。此类效应无法归类于某个大类,在各个学科之间不具有重复性,而且非常不一致。在机构层面,此类论文的存在会带来重大影响,有时甚至能使分析结果失真。
是否所有学科都显示出国际合作不断增长的势头?
可以预见的是,最常出现的署名国家数量也会同样增加。
表2中汇总的数据可能令人意外,其中1~5个国家这一组别占据主导,在除免疫学和空间科学以外所有学科类别的论文中约占99%。这反映出署名作者人数的增加主要是由团体之间的合作推动,而非个人之间的合作推动。
这与Adams和Gurney的观点一致
[18]。他们注意到大多数的国际合作发生在两国之间。例如,在2002–2011年间,仅1%的英国论文同时拥有来自美国、法国和德国（其最常见的合作伙伴）的合著者。对于美国,四国团体合著论文的占比更低：约0.1%。
尽管多国作者的论文较为少见,但其存在于众多学科类别中,因而证实了Cronin的观点
[15],即大型全球性合作已成为众多学科领域科研管理和论文发表的固定组成部分,而不仅限于物理学和生物医学学科。
作者合作和国家合作对引用率有何影响?
Glänzel和Schubert发现了国际合作与影响力上升之间的关系
[19]。Waltman和Van Eck注意到随着署名作者人数的增加,一篇期刊论文的平均引文影响力也会增加（
图2）
[16]。我们的数据证实了这一总体规律。两项研究均表明：增加的国家数量（直到8个左右,与参考文献[
18]一致）所产生的影响,远超过增加的署名作者数量所产生的影响（
图3）。
图3显示的平均数显然隐藏了实际引文影响力值的分布。请注意,本报告所展示的数值为“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CNCI）”。
这是一个传统指标,用于对被引频次进行规范化,因为其随时间推移而增长,而增长速度取决于学科（参见文本框2）。
总体而言,作者署名人数组别的数据分布非常连贯（
图4）。传统典型论文与署名作者人数更多的其他组别之间没有显著断点。根据这一分析,我们不会出于分析目的而划定一个分界线——一旦超过这一水平,署名作者密度就会令出版物产生功能上的“差异”。
CNCI显然随署名作者人数增加而上升。各组别的平均值缓慢攀升,直到30个署名作者组,之后没有显著的平均增益。
处于四分位范围1.5倍的上限值到50个署名作者组就不再继续增加。事实上,署名作者超过30人时,箱形图上下限值和范围极其相似。
1~5个署名作者的组别中有一些CNCI极高（超过世界平均值的1 000倍）的显著异常值。初步看来,其中被引频次最高的论文是关于广泛应用的方法（如临床实践指南、晶体结构优化、图像分类）的基础类论文。不过也有其他因素起作用的案例,对此可以稍后进行详细分析。
国家数量组别的CNCI数据（
图5）相对较为连续,直至达到约30个国家（值得关注的是,1~5个国家组别中存在CNCI极高的极端异常值）的组别,而在该数值之上的组别范围和阈值愈发不规律。31~40国家组别阈值更低、范围更窄,而41~50组别有几个高异常值。国家数量更大的组别论文很少,CNCI均值急剧上升,直至达到100个国家的水平。该系列缺乏清晰的连贯性,这表明有理由从标准分析中剔除国家数量较多的论文。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讨论。
总体而言,数据总体上证实了
图3给出的结论：多一个国家对CNCI的影响超过多一个作者所产生的影响。
引文影响力。后继出版物对一篇论文的引用体现出这篇论文的学术影响力。在科学与技术相关学科,被引频次与体现研究重要性的同行评议指标之间存在关联。被引频次随时间推移增长,而增长速度取决于学科。平均来看,更早发表的论文和生命科学类论文的被引频次高于近期发表的以及物理学和社会科学论文。
要建立一个通用指标,就需要参照同学科同发表年份的论文影响力的平均值,进而对每篇论文的被引频次进行“规范化”。这一数据被称为“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CNCI）”。其全球平均基准值CNCI=1.0。
箱形图。
图4（署名作者人数）、
图5（国家数量）的分析显示了一个变量的数值变化范围,同时强调了分布的核心。颜色框跨越数据分布的上下25%;其中的横线是变化范围的中位数。框上方的横线标记了四分位距的1.5倍（参见参考文献[
20]）,高于该横线的数值为高异常值。
图4、
图5以条形图显示论文数量的频次分布,以箱形图显示CNCI,分别对不同作者数量和国家数量的组别进行对比。
在某些领域是否存在更大的引文影响效应?
每个领域多作者署名模式的变化情况显然各不相同。如
表1所示,植物与动物学可作为中间参考类别。在这一领域,6~10人的署名作者人数区间占比较高,但约三分之二的论文署名作者人数依旧不超过5人。作者和国家数量在引文影响力上的差异与其他领域相比,又是何种情况?在相对宽泛的基本科学指标（ESI）与更为精细的Web of Science期刊学科分类之间,这些模式呈现出怎样的变化?
植物与动物学领域CNCI的上升与作者、国家数量的增加呈对应关系。临床医学在上端显然跨度更大,CNCI浮动的一致性有所下降。相比之下,在化学领域,CNCI随着署名作者人数而增加的幅度微乎其微,国家数量的增加对于CNCI几乎毫无影响。数学则由于署名作者人数普遍很少而呈现出不同寻常的规律。这证实了各个主要学科领域之间作者拓扑的多样性。物理学和医学领域更为极端的作者署名趋势并非典型情况。这一结果对于分析变量也有重要意义,例如分数计数,这些变量会在医学和化学等领域产生迥然不同的结果。
与ESI植物与动物学一样,生物学领域CNCI的上升也与作者和国家数量的增加相对应。遗传学领域总体情况相似,但500人以上署名作者论文数量的激增非常明显：一份样本中存在此类论文可能带来重大影响。有机化学是其上级ESI化学学科的一个缩减版。多作者署名论文并未带来CNCI增长,国际合作非常少见。相比之下,粒子与场物理论文在作者人数和国家数量上分布较广。不过,署名作者人数几乎未起丝毫作用,而大规模国际合作论文则大大提升了CNCI。
某些国家是否比其他国家受到的影响更大?
对于较大的研究经济体,以英国和德国为例,按署名作者人数的递增来分组的论文集合规模够大,规律也大致相似（
图8）。随着署名作者人数增加,CNCI均值上升,直到署名作者人数达到50人左右。当超过这一水平时,CNCI均值开始小幅下降。
这一规律并未显现在其他研究经济体的地域分布范围内。在粒子物理学和流行病学领域,50名作者以上分组的表现取决于参与程度。保加利亚属于欧洲研究区,其特点与德国类似,虽然在署名作者人数不超过10人的类别中,CNCI较低的论文相对更多,但在500~1 000名作者的类别中,平均引文影响力急剧上升。文中所示其他案例的数据也显示出这样的上升趋势。
在很多学科中,一小部分署名作者人数多的论文可能吸引到相对较高的引用频次,但其在国家层面的影响呈现出差异性,因为此类论文的CNCI均值未必高于署名作者人数少的论文。然而,有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即作者所属国家数量多的论文不仅CNCI值高,而且相比传统论文还可能呈现出无规律的差异性。
当样本规模较小时,“异常”数据点不可避免地具有更大的影响。因此,对于文献计量分析,这一现象在小国家以及机构层面表现的最为明显（参见
图8）。这一可能性由Must发现
[21]。
为验证作者/国家数量多的论文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分析了这些以作者人数少的论文为主的国家的引文影响力。
事实上,在2009–2018年间全球发表的论文中,94.98%的论文署名作者人数不超过10人,所以我们可以将该组别视为“典型”的95%全球低作者人数论文——称之为“常规作者人数论文”或许更为确切。全球其余5%的多作者署名论文构成另外一个对照组。
对于大型跨大西洋研究经济体,5%高作者人数论文的CNCI是95%署名作者不超过10人的“典型”论文的2.5倍左右。这些论文占其发表论文总数的10%左右,因为它们有能力参与众多高度协作的项目,从而大幅提升其国家CNCI均值。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其多作者署名论文的CNCI均值是典型论文的两倍,但其仅占全国发表论文总数的5%（约75%的中国论文为纯本国论文）,因而对整体CNCI的提升作用非常有限。
小型研究经济体受到的影响远甚于大型经济体。其“典型”论文的CNCI均值通常低于世界均值。这些经济体的研究人员参与的多作者署名论文的CNCI均值高于大型经济体。因为其本国多作者署名论文数量极少,研究人员往往是参与多国家出版物的合著。此类论文的作用是大幅提升这些经济体的整体CNCI值——通常会将其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以上,有时甚至达到后者的两倍。
斯里兰卡正常作者人数的论文为7 436篇,这部分论文的CNCI均值为0.65,但其约1 000篇多作者署名论文的平均CNCI接近7.0,超过了英美;在
表3中,该国居于各国首位。因此,为了解读总体均值,务必要认识、理解和描述这种协作式多作者模式的影响。
作者简介
Jonathan Adams是科睿唯安学术研究事业部旗下科学信息研究所负责人。他是伦敦国王学院政策研究所的客座教授。由于在高等教育和政策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Jonathan Adams在2017年被埃克塞特大学授予荣誉理学博士学位。
Ross Potter是科学信息研究所数据科学家。他在学术界拥有广泛的研究经验,其中包括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月球与行星研究所以及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的布朗大学担任与NASA 相关的博士后职务。
Martin Szomszor是科学信息研究所研究分析主管。他曾是数据科学（Data Science）负责人,以及全球研究机构识别数据库（Global Research Identifir Database）创始人,他将机器学习、数据集成和可视化技术领域的广泛知识应用到相关工作中。他因与英格兰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合作创建了“REF2014影响力案例研究数据库”,荣膺“2015年英国信息时代50强数据领袖”称号。
David Pendlebury是科学信息研究所的研究分析主管。自1983年以来,他一直致力于使用Web of Science数据来探寻科学研究的结构和动态。他与ISI创始人Eugene Garfield共事多年,并与Henry Small共同开发了基本科学指标（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数据库。
科学信息研究所（ISI）
立足过去,放眼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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